我国网络募捐法律制度思考

网络募捐问题是网络发展的产物,现行法律对此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认识和监管网络募捐是一个重要的网络社会管理课题。本文首先对网络募捐进行概述,并厘清其中多方法律关系;通过类推比较的研究方法定位网络募捐行为,提出以公益信托的类似制度解决网络募捐监管实务中的难题,以促进我国网络募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网络募捐:时尚背后的困境——以宁波市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募捐进入公众视野,其所彰显的"微公益""全民慈善"理念也正改变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理解,慈善正走入普通公民的视野并成为普通公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热衷青睐的时尚。然而繁华背后也有着辛酸与尴尬,网络募捐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包括募捐信息真假难辨、发起人地位模糊不清、善款使用和管理不透明、网络慈善组织发展问题,以及网络募捐监管等问题。因此,推进宁波网络募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网络募捐的各个要件是良性的发展模式。     

我国募捐教育课程设计与培养机制探析

造成我国公益组织募捐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募捐人才的匮乏,而这又是因为我国公益募捐教育体系不健全造成的。目前,我国公益人才教育体系存在无相应学历教育、募捐专业研究人员和师资力量缺乏、募捐课程体系缺失等问题。因此,要想解决我国在募捐领域的人才困境,就必须将公益专业纳入学历教育体系之中,设计募捐课程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实践机制,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并提升专业研究水平。     

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校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频发态势,对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危害极大,如何加强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成为当前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而今,有些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还存在着政治观和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合理利益诉求渠道不顺畅、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不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应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利益诉求、网络舆情监管等方面加强建设.     

网络环境下证券信息披露的法律保障探析

根据我国目前网络信息披露的现状,应从技术和监管两个层面加强法律规制的立法力度。一方面对网络信息披露相关技术问题如信息形式、信息量、时间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范;另一方面从监管的角度在新的监管要求、监管途径、监管形式等方面进一步保障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

网络团购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给经销商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立法上和行政监管还存在许多亟需完善的地方，不但要加强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同时还必须加强其救济渠道的拓展，优化网络消费环境、规范网络销售市场，以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外资银行危机处理与救助机制

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业的稳定 ,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除应加强预防性监管外 ,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措施体系。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外资银行危机处理和救助机制的主要内容 ,即实施最后贷款人救助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银行收购制度和完善破产制度。     

我国网络直播节目规制中的制度失调问题

当前网络直播野蛮式生长的同时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有关的规制制度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以下方面纠缠不清：网络直播监管对象（媒介）是电视还是互联网？监管主体是网信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还是信息产业部门？监管目的是规范还是发展？实际上,网络直播的监管对象应当是互联网,监管主体应当明确为网信办,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网络产业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从法律规制与社会规制两个方面入手,分层分类完善立法、明确监管内容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和技术监管,解决网络直播的制度失调问题。     

女性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性骚扰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性骚扰是困扰女性网络用户尤其是女性未成年人网络用户的突显性问题。网络性骚扰是对这些网络用户合法的性权益的侵害。网络性骚扰是社会性观念扭曲、家庭学校性教育缺失、网络监管不力、法律规制不健全等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侵权行为。应从加强正确性观念的宣传、加强对女性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和对网络性骚扰的司法规制等方面,确保实现法律有效保护女性未成年人性权益的目标。     

我国政府网络监管的现实困境与新路径诠释

一系列社会事件和危机表明,网络必须在政府有效监管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国政府网络监管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目前正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和挑战,如监管主体构成、监管内容范围、监管方式选择、监管舆论营造等。我国政府网络监管新路径设计,要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监管行为要取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尊重网络运行规律、用好监管辩证法和把网民创造性与自律相结合;在具体方法上则要实事求是地制定政府网络监管实施方案、抓住监管主要矛盾、关注网络小事件和加强网络监管的规范与立法工作。     

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中的筹资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资金稀缺制约着农村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地区间文化事业筹资能力极不平衡,城乡间文化事业筹资能力日益悬殊和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总体资金不足。农村文化事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着政府财政的越位和缺位,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滞后,社会支持短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快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构建和谐农村,有必要对我国农村文化事业的筹资方式进行改革,建立起筹资主体多元化、筹资方式多样化、筹资机制市场化的具有农村特色的多渠道筹资模式。     

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境外融资的比较与评价

电信运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发展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近10年,我国电信运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信网络规模、电信用户数量都位列世界首位,这与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拟对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境外融资情况进行简述,从融资主体、上市融资规模等方面对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境外上市融资进行比较,最后对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境外融资的效果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与评价。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标准探析 ——-证券私募视角的全新解读

集资对象是否特定影响民间集资行为的性质认定,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向不特定 对象集资。我国法律在这方面虽有规定,但所设定的标准简单抽象而难以把握,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亲 友标准模糊、口口相传行为定性不清等问题。在吴英非法集资案中,集资对象是否特定成了争议的焦点, 而且单纯依靠刑法已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美国在证券私募融资领域建构了“安全港”法律制度,这一制 度在完善我国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认定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可通过修正现有的刑 事法律规范,明确不特定对象的内在含义,改变现有的融资法律规制格局,转变政府的金融监管哲学,从 根本上解决不特定对象认定困难的司法难题。     

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筹资方式比较及选择

探索高效、快捷的个人筹资方式是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难的关键所在。目前新农合筹资方式尽管多样化,但西部地区新农合个人筹资方式主要是“上门收取”方式。在新农合进入全面覆盖的阶段,西部地区在个人筹资方式的选择上应本着人性化、多样化、高效化、便利化等原则。     

我国公立高校筹资机制探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公办高校筹集发展资金的能力越来越成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历史地看,我国公立高校筹资机制经历了从单一的财政拨款机制向政府与市场并重的筹资机制的转变过程。实践中,存在财政拨款缺乏竞争机制、通过收费筹集发展资金受限、市场筹集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规范化的捐赠制度等公办高校筹资机制缺陷。因此,完善我国公办高校筹资机制是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必然要求。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现行财政拨款方式存在着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有限、高等教育拨款方式依据不够科学合理、缺乏有效的高等教育资金筹措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应从切实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拨款模式、开辟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渠道等方面来努力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     

税费政策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的影响

实施减免农业税政策后,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筹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将被关闭,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会随之发生变化,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筹资问题,需要国家出台农村公共产品筹资的相关法律,不断完善我国基层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制定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政策,并进行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员等配套改革.     

自组织视角下新冠疫情募捐协作网络实证研究

新冠疫情下,线上的交流和协作成为配合线下募捐的一个重要部分。技术驱动互联网促使在线募捐协作成为可能。募捐微信群的形成及演化符合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募捐群由于信息、信任差序而导致社会系统暂时远离平衡状态,非平衡状态下的系统易于捕捉差异(如多元主体、海量捐赠信息、弱组织性等),形成了促进系统平衡的涨落。协作过程中,共同抗疫的目标涨落、个人价值凸显涨落、高效协作涨落、群属认同涨落以及新技术工具涨落在试错中不断被修正,且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被放大,从而获得了突破性力量成长为优势涨落,促使募捐群形成秩序。同时,人们根据实际需要改造技术的使用方式,进一步催化了募捐自组织趋于有序化。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和技术可供性等理论视角,结合灾难学中社会协作关系建构的研究视角,探究募捐微信群网络协作的自组织过程及演进逻辑。     

公益基金管理立法刍议

2011年,对于公益基金这个新兴组织的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公益界瞩目的李连杰壹基金转型成功,壹基金在深圳市的注册不但使其取得了法人地位,可以独立进行法律活动,而且意义更大的是,壹基金通过了公募基金的登记注册,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向社会募集善款。这对于公益基金管理法的制定,或者说对现行《基金和管理条例》的修改拉响了警报,公益化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法律法规要维护公益事业的秩序和公益组织的权利,同时,绝不能限制甚至阻碍公益事业的职能的发挥和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