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走向法治的新契机--入世背景下中国法治道路模式

在加入 WTO的背景下 ,中国法治道路有了自己的特质 ,并将在深层次上为中国走向法治之路提供契机。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内部力量的涌动下 ,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之间互动发展过程中 ,法治理念将逐渐融入市民社会 ,渗透到政治国家 ,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追求。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规范的政治国家这两个轮子的互动下 ,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 ,中国将步入法治之路 ,走向宪政之巅     

论社会主义对法治的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历经艰难的选择。本文从法治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探讨，指出只有实行法治，社会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应是法治社会。     

一种西方的经验--权力制约与法治关系的历史透视

20世纪末的中国接受和选择了法治,如何走向法治?其间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有效控制国家权力,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关键和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因此,本文拟从西方的视角,对权力制约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历史性的考察,并作为一种经验以希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解释、批判与实践--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

马克思主义承担解释中国道路的社会语境的使命.复杂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语境以及中国道路立足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需要对中国道路面对的复杂现代性社会语境作出科学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承担批判中国道路的使命.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批判观需要科学、合理、辩证地对中国道路作出科学认识与阐释,对中国问题作出合理解释与诊治.马克思主义承担指导中国道路实践的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道路的具体实践,不仅需要在领域拓展、境界提升上着力,还需要在坚持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上下功夫.中国道路实践需要处理好与传统文化、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改良与革命——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一个中心问题。近代以来,无数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设想,并付诸实践,不仅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而且对后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乡村工业化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乡村工业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实践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律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规则体系,还是一项动态的社会过程和一种社会改造事业.社会诉求与实际需要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法治系统的一部分,从而使社会工作与法的结合成为可能.从社会工作的法治背景、法的社会功能的拓展以及社会工作的法治属性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进行了思考.把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管理制度看待,强调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法治功能,并结合社会法学派思想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法理学思考的意义.总之,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实践着社会法学的理念,对其进行法学分析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及其视野.     

论法治文明本土化的途径--法治文明与德治文明的契合

法治文明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文明 ,建设法治文明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但是 ,法治文明的本土化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融合的基本途径就是将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文明相结合 ,法道德化和道德法是现代法治文明在中国生成的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理学释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大核心要义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成为我国法治模式的规定性因素,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背后的精神和理念指明了法治道路的应有之义,确立了党的领导型、人民主体型、法律平等型、德法共治型、法治本土化"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并非人们臆想的偶然性选择,而是具有法治综合国情范畴内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如果背离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就会导致我国本土化的法治实践缺失对应的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严重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取得实质性突破。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回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转变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到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漫长历程,对前几年学术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澄清.文章指出,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之上,另一方面包含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并为未来法治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法治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新时代面临新问题,我们需要结合新形势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涵和逻辑,不断总结和推广在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取得的宝贵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深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作为根基,同时在政治性和规范性的关系协调中坚持党的领导,最终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兼顾改革和法治,在整体推进的前提下突破重点,并综合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实现国家社会人民利益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变与不变:转型时期的中国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法进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又步入从"法制"向"法治"的现代化转型期.期间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法的形态改变以及与社会改革相伴随的法的进步固然重要,但与社会根本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坚持相联系的法的性质不变则对弥漫在法学界的法治理想主义和某些夸大法律变革的结论无疑是一种质疑或提示.在后现代理论对法治的批判和已经法治的国家反思法治的背景下,以西方法治为模式的中国法的改革进路是否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法的目标是值得当下中国法学思考的问题.     

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选择和确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向何处去呢?列宁曾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前途有三种可能性: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社会前途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被中国人民一个接一个不屈不挠的反对外来入侵的英勇斗争中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前途被历史证明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只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