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很久以来,有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诗词有别”的观念。以宋人为例:陈师道就批评过苏轼的词,认为他是“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晁补之评论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李清照更是干脆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老来曾识渊明”——辛弃疾学陶浅说

宋代文人自苏轼以来,和陶、拟陶,蔚成风气。苏轼不仅有多达百首的和陶诗,而且以词隐括、化用陶诗,这直接影响了南宋词坛。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期间,也酷爱晋末诗人陶渊明。他曾经“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序);还常常“细和陶诗”,聊以解怀。辛弃疾拉杂引用陶涛的词,有五十首左右,这远远胜过他驱遣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如庄、屈、李、杜的典故。辛弃疾是一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的词以“悲壮激烈”(《宋史·本传》)著称。辛弃疾学陶、引陶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格式塔”心理学看苏轼词的风格

苏轼是北宋时期兼擅诗词散文的杰出作家。他在词的创作上显示出豪放旷达的独特艺术风格。然而对于他的这种风格 ,人们的理解却不尽相同 :或赞之为“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摆脱绸缪宛转之度 ,使人登高望远 ,举首高歌 ,而逸怀浩气 ,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向子 )酒边词序》) ;或责之为“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不协音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苏轼的艺术风格 ,不能只看一鳞半爪 ,只言片语 ,而是要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割裂整体的片面观念 ,用多向思维代替单向思维。本文试图从格式塔心理学的…     

“洗盏”辨

宗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名篇《前赤壁赋》中有这样一句:“客喜而笑,洗盏更酌。” 对其中的“洗盏”一词,《古文观止》、《中华活叶文选》和《古代散文选》都没作注,只有从曹国锋先生译注的《古文观止》的译文“洗了杯子再吃”中,看得出他对“洗盏”的解释。前三家是不是也认为“洗盏”即“洗了杯子”,由于这太简单才没作注呢?不得而知。我认为,不能把“洗盏”解为“洗了杯子”。为什么呢?(一)可以任“杯盘狼藉”而不顾,可以“相与枕藉乎舟中”——苏轼与客豪     

“羽扇纶巾”析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究系指谁?许多同志都说,“这是古代儒将装束,形容周瑜态度从容闲雅”,其根据是“从‘遥想公瑾当年'以下六句是写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上段的‘周郎赤壁'相应,不容割裂开来.”(见胡云翼同志注的《宋词选》)对这种解释我认为不对.近读郭沫若同志的《读书札记四则》,很有启发.郭老对“羽扇纶巾”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有没有结构上的“相应”或说是照应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并非“遥想公瑾当年”照应“周郎赤壁”;而是下片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照应上片的“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强虏”辨

一直以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樯橹”一词都被误刊成“强虏”。本文从此词本意、读者偏视、苏轼对曹操的态度、赤壁之战本事等层面来论证“强虏”当作“樯橹”,并交待“强虏”之说的成因。     

苏轼词风“豪放”说置疑

在古典文学评论中 ,一般认为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迥然相异的“豪放派”词风。本文认为苏轼词风既没有李白诗风飘逸豪放的境界 ,也没有赶上辛弃疾词风英雄般的豪放气势。苏词大部分作品蕴籍出来的风格是悲壮 ,一种儒士的悲壮 ,一种近乎末路英雄的悲壮。     

“婉约”为词之主流及其成因探折

词由唐发展至两宋 ,词人辈出 ,高峰迭起 ,形成“豪放”与“婉约”两大潮流 ,但主流是婉约词。这种主流形成的原因有 :从社会背景来看 ,词的演唱在两宋成为社会风尚 ,这种风尚适合婉约词的生存和发展 ;时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直是婉约词 ,并被奉为“正体” ,豪放词被历代词学家论为“别调” ,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尽管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的实践上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但他们“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创作倾向也流露了较为明显的缺陷 ,使豪放词难以为继。     

苏轼“以诗为词”臆探

诗词分疆而治,大约从唐末五代到苏轼之前这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是:词言情,诗言志。词应歌,诗应诵。文辞有雅俗之分,格调有尊卑之别,题材相异,功用亦殊。总之,“诗庄词媚”,是那时影响深广的传统观念。因此,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於此”(胡寅语),以标榜名士的风雅;另方面又借口“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同上),以保持身份的尊严。晏几道为其父“扫迹”曾说过“未尝作妇人语”(《宾退录》);陈直斋为欧阳修“扫迹”曾说过“当是仇人无名子所     

论苏轼谐谑词中的“雅谑”

谐谑词一直被视为以滑稽取乐为功用的“俗词”,然而在宋词雅俗之辨的背景下,苏轼谐谑词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态度为谐谑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扩大了谐谑词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他的谐谑词也以“乐”为基调呈现出将世俗生活审美化的雅趣。同时,苏轼也将个人兴寄与社会关怀融入谐谑词中,既在言说个人情志时呈现出放旷的姿态,也以寓庄于谐的笔调发挥了谐谑词的社会讽喻功能。苏轼的谐谑词较早摆脱士大夫流于悦笑艳情的谐谑意味,转而结合士大夫的责任用谐谑词言说社会问题,将士大夫的身份与谐谑词的讽喻传统结合,使谐谑词呈现出“谑而不虐”的大雅情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苏轼的词乐革新思想

在宋代词坛上,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在唐宋时代,词为“声学”(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依声填词,“以协音为先”(张炎《词源》),歌词的文情须适合于乐曲的声情,俾“声韵相谐”(沈括《梦溪笔谈》卷五)方能珠园而五润,相得而益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开创豪放词风,不仅意味着词在内容方面的开拓,而     

“羽扇纶巾”究是谁试释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的“羽扇纶巾”究竟是指谁?这在许多诗词注家中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陈玉麟同志在《羽扇纶巾究是谁》一文中(载扬州师院南通分院编《教学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认为:“羽扇纶巾是指诸葛亮,而不是指周瑜”。     

“狗联”谈趣

2006年,农历是丙戌年,生肖排列属狗,俗称“狗年”。狗年说“狗联”,妙趣横生。北宋时,苏轼与佛印和尚是好友,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作画。有一次两人泛舟河上,谈笑之间,苏轼突然指着岸上笑而不语。佛印和尚顺手看去,只见对岸有只狗正在啃骨头。佛印领会苏轼在挖苦他,不动声色,随印将手中题有苏轼诗的扇子扔到水中。于是,四目相对而笑。原来两人斗趣对谜联,即：“狗啃河上(和尚)骨；水流东坡诗(尸)”。这副“谜联”分别用了嵌画和谐音双关的手法,既生动形象,又含蓄幽默,可见两人属对水平之绝妙高超。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