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城邦善与公正”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善与公正的探索，为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道德资源。阐述了以城邦善的伦理精神建构公共管理，以公正的基本原则实现公共管理的观点，这对现代公共管理有着深远的启示，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生命伦理与公共健康伦理的冲突

生命伦理与公共健康伦理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它们有不同的任务与使命,这使得它们在研究目标、方法、原则、理论基础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个体善与公共善的冲突;个人自主与政府干预的冲突;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冲突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因此,生命伦理不能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的起点.公共健康伦理必须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以应对公共健康中不断出现的伦理问题.     

桑德尔公共哲学思想及其启示

迈克尔·桑德尔是美国当代公共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公共哲学思想以构成性自我观为理论基础,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以复兴公共生活为实践旨归。他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思辨,启示我们协调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提升公共伦理水平、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开展中国的公共哲学研究。     

正当优先于善——关于正当性与善的伦理学分析

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正当的行为和善的行为都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价值存在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追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之间存在着歧义性,人的两种行为并非总是契合的统一。我们所讨论的"正当优先于善"即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分配正义原则变成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念和现实利益选择的规范。当然,正当的优先性并非把正当与善相对立,不是把正当视为独立、外在于善的存在,只是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中,强调正当的先在性,因为正当与善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善观念必须服从正当性的规定。只有符合德性的正当行为才是善的行为,人的正当行为和人的善行为需要真正统一起来。     

也论老子的“善”

《老子》一书中使用“善”字达52次之多,但是它的特殊含义一直为历来注疏者所忽视。通过考察《老子》一书中“善”字动词意味的本原性及其在全书中的一致性,可以重新梳理“善”与“道”、“德”的关系,并且揭示出普遍对于“善”所作的具有伦理倾向的解释妨害了对《老子》以及道的认识。     

柏拉图政治管理思想合理性的哲学追问

柏拉图的政治管理思想是其建构理想政治城邦的基石,其政治理想的出发点是强调个体善,即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进而走向个体灵魂的和谐;其政治理想的目标是实现城邦正义,即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城邦各阶层成员各尽其责,进而走向社会秩序的和谐。然而,对每一独立个体而言,其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服从城邦等级制度的僵化性形成内在悖论。柏拉图按照个体灵魂素质差异进行社会职责分工,进而用"正义"连通个体善与公共善的政治管理思想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因为,一种合理的政治管理模式的确立,既要考虑个体需求的满足以促进个体善的实现,又要考虑社会需求的满足以促进公共善的实现。     

基于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国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中国的实施需要基于中国的土壤。因此,中国的公民教育应以儒家伦理精神作为根基。伦理的核心目标是追求普遍性、公共性,伦理之"伦"等同于公民之"公"。基于儒家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要将培养好人作为好公民教育的基础,追求个体善与公共善的统一;要以责任为限度,培养权利主体的公民,新时期应特别强调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要将公民德性作为法治教育的必要补充,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公共新闻和公众话语权的提升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媒体致力于构建一个可供公众发表言论的平台,促进媒体、政府、公众的交流与沟通,赋予公众话语权,共同探寻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公共新闻中,公众被认为是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的,他们的话语权得到了尊重和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同时,公共新闻的发展要求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公众必须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声音。     

论中国当代电视文化中的公共性想象和私人性想象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视文化,主要在两个向度上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一是具有国家伦理特征的国家话语系统塑造的公共性想象;二是以个体化、感官化为特征的大众娱乐话语系统塑造的私人性想象。公共性想象与私人性想象的对立与和解,构成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一对张力。如何促进两种想象的融合是当代中国电视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新闻写作的美学标准

新闻写作的美学要求应追求真、善、美的标准.所谓真,不仅仅是生活真实,也应在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下,追求本质真实甚至渗入艺术真实的某些写作元素,如想象力在新闻叙述中的应用.所谓善,即新闻写作不应是冷冰冰的客观叙述,而应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主观价值取向,充满人性的光辉.美,则表现为叙述语言、结构等书写形式中表现出的美学特征.真、善、美的统一是新闻写作的美学最高境界.     

善与责任：德育的首要任务

德育是有层次的。要培养能实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人 ,就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公民。要使个体的道德品质与社会的道德要求相统一 ,就要培养作为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而善良和责任感既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石 ,又是个体的基本品质 ,它决定着个体道德品质的基本倾向。因此 ,德育要重视培养、引导人的善和责任感 ,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品质作准备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     

浅析高职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体的经济价值

高职教育的经济价值应是个体、社会、高职院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和结果之一。任何事物进入社会经济活动时,都应当被看作是满足社会经济的某种需要,达到某种经济目的的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人们必然会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去对它加以认识和评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教育投资一般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即既有一定的公共性,又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公共性即社会性,通过高职教     

论“善”:西田几多郎与摩尔之比较研究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西田几多郎关于“善”的研究颇具新意,从与摩尔的比较来看:善可否定义？西田认为善是纯粹经验状态下意志的发展完成,也是知情意合一、主客相融下的人格实现;摩尔认为善不可定义,否则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善何以认知？西田认为通过“知的直观”可以认识善,这一点和摩尔非常相似,因为摩尔主张通过直觉来认识善;不过在西田将直观贯彻到底的同时,摩尔却将善事物的认知付诸了经验。善如何实践？西田通过人格的内在统一将个体善与社会善结合起来,以达到“完整善行”;摩尔则通过对快乐主义的改造,通过强调行为产生的效果来处理现实伦理问题。两者的不同集中体现为,西田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学,而摩尔则是一种带有经验论色彩的直觉论伦理学。两者的比较对“善”的理解有重要借鉴意义。     

黑格尔论私利和公共善的统一及其意义

黑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的关系。具体来讲,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特殊性和功利性大行其道、普遍性被压制和公共精神的失落。对此浪漫派对现代性给予严厉批判,黑格尔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反驳,但他并不认同现代社会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同时他也不希望将古代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绝对楷模。黑格尔的理想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私利和公共善的统一,即实现人的具体自由。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有较深的影响,同时对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亦有积极意义。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公共政策价值谱系及其实现路径

在现代多元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分化造成了不同主体价值取向的冲突,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因此,整合多元价值观,建立以“人”为中心、以公正为准则、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手段、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为旨归的价值谱系,才能实现政策之善。公共政策这一价值谱系的实现,需要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政策主体、拓展与优化政策运行领域、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互动,完善和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等。     

算法推荐视域下我国新闻价值观的解构与重构

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成为信息生产、分发、反馈等各环节的底层技术支撑,重塑了整个新闻业态。算法推荐机制被引入新闻内容的生产和分发当中,给中国传统新闻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引发受众的个体价值观异化、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失控、社会共通的价值观断裂等一系列伦理风险。追根溯源,引发传统新闻价值观嬗变的深层次原因当是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错位。因此需要从价值伦理的角度入手进行价值范导,通过培养受众的算法素养、为算法注入主流价值观、人机结合等措施来规避风险。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不应该把算法视为“洪水猛兽”,而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完成算法推荐对中国新闻价值观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