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的伦理审视

健康传播与伦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健康传播的核心议题——健康问题,健康传播的价值目标——促进健康以及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等都属于道德问题.健康传播面临的伦理问题非常复杂.医疗健康传播中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难题.组织健康传播中政府健康信息的公开问题、健康信息宣传策略选择的道德两难、健康知识教育与健康道德教育的冲突.媒体健康传播中健康报道的信实问题、健康类节目和广告的诚信问题以及隐私保护问题是健康传播中的几类典型伦理问题.应对健康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离不开伦理原则的指导.健康传播的基本伦理原则——信实、尊重和公益原则,是适用于健康传播各个领域、解决健康传播伦理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和道德准则.     

公共健康伦理:概念、使命与目标

公共健康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公共健康可以定义为公众的健康,公共健康伦理旨在对公共健康进行伦理学研究,其主要使命在于为促进公众健康、预防疾病、减少风险和伤害提供伦理支持。公共健康伦理的根本目标———公众的健康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     

广告文化与“概念经济”

广告文化是生活方式及其概念化表述形式的竞选文化。 19世纪以来 ,自由经济的兴起与广告文化的生长有极为内在的关联。广告文化的当代形态与经济生活本身日益凸现的“概念经济”特征互为表里。广告文化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经济生活即是选择生活概念和对生活概念加以选择的生活     

公益救助广告的伦理诉求及其价值

公益救助广告旨在宣传公益救助活动中对弱势群体应采取的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我国公益救助广告集中凸现了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公平正义、道德权利等伦理诉求,在公益救助事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维护弱势群体的道德权利、引导社会公众实践道德义务、实现人道救助与伦理关怀的统一、促进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已成为其独有的伦理价值。     

从物理学概念“熵”的泛化谈可持续发展

阐述了物理学中熵概念的泛化历程.通过物理学概念"熵"的外延不断被拓宽后,可被用来对自然的本性和社会的发展作出熵诠释.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熵能否进入正常持久的大循环,成了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智能广告的技术伦理风险及其治理新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     

法律职业:概念、主体及其伦理

法律职业是一国建构法治程序不可或缺的中介,它往往肩负着多重使命,其中法治国家所需要的理念倡导与弘扬及法治程序的建构当为其最为突出的两项内容.本文对法律职业的概念、主体及所应具备的伦理道德观作了初步探讨.     

论“法教义学”的泛化及其克服

“法教义学”系德国法中的术语,近年来我国与之相关的研究比较兴盛,该术语存在着扩张使用的泛化现象。法教义学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德国版本,法律实证主义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有不同的模式,但不宜将其泛化并以之代替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术语。法教义学的泛化有多种原因,法教义学的使用在我国尚欠成熟,法理学应努力推进包括德国法教义学在内的法律实证主义研究,促进我国法律话语体系的发展。     

技术传播:概念、渠道和企业实践

当代社会已经进入高度技术化的发展阶段，技术传播也成为当今最为普遍的现象之一。但技术传播至今还没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也不甚一致。鉴于此，通过对技术传播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技术传播的一个初步定义，分析了技术传播的形态、渠道以及当代企业技术传播的实践，以期引发人们对技术传播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共同推进技术传播研究的发展。     

环境伦理视角下的傣族食品与健康

中国傣族有100多万人口,喜欢聚居在大河流域、坝区和热带地区.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着独特的饮食文化习俗和较好的健康、环保意识.傣族的饮食习俗与其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居住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健康的认知与审美需求等等有紧密联系.但随着现代化的潮流,宗教信仰与环境伦理的改变,傣族的传统饮食习俗也遭受新的挑战,一些不良的饮食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影响到傣族的食品安全与健康状况.     

论广告图像传播的修辞现象及其心理研究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促使大量的广告图像产生。广告视觉传播在广告信息传播活动中具有特别的功能和意义。广告视觉传播以图像载动信息,通过媒体图像向受众传达信息,进而达到视觉说服的目的。修辞与语言文字的表现力有密切的联系,研究修辞现象的目的就是“从表达效果出发”。广告视觉传播存在图像传递信息表达效果的研究需要,因而修辞现象的研究有必要从传统语言修辞的领域扩展到广告视觉符号修辞的范畴中来。这意味着载负修辞现象的外在符号形式发生了转换,而这种修辞现象的载负外在符号形式的转换,与受众心理有着很重要的内在联系,并使广告图像传播获得较理想的心理效应。     

冯友兰的“伦理概念”说——兼论冯友兰对陈寅恪的影响

冯友兰在1920年代后期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中国历代的忠臣孝子,并非忠孝于个人,而是忠于君父的概念,其忠孝的对象不在具体底世界而在柏拉图所谓概念之世界。冯友兰的这种分析为他后来在1950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准备了方法的基础,可以视为近代以来寻求肯定传统道德的一种努力。本文对其思想作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其新实在论的立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理论之所见和缺陷,以及其主张在传统道德现代传承转化中的借鉴意义,冯友兰的这一思想对陈寅恪撰写王国维挽辞序起了重大的影响。     

现代广告的真实性及其伦理问题

现代广告凭借高新技术的艺术表现,其信息真实性在虚拟环境下被消解,导致种种有关广告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广告真实性的伦理关注。本文从广告的发展历史出发,对现代广告真实性的伦理问题及原因进行探究考察。     

教师专业伦理:概念、内容及其意义

教师专业发展是现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和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课题。教师专业伦理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教师专业成熟的重要标志。“教师专业伦理”可以界定为：在以教学工作为核心的专业领域内,教师与同事、学生、家长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进行专业交往时表现出的行为事实与应该如何的规范。从探讨教师专业伦理中三大关系的内容出发,诠释了教师与同事、学生、家长之间专业伦理的内涵与特点。这对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学校和谐发展,创造个体的价值,实现职业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广告伦理中的“公平”——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公平是广告伦理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上,公平源自“不伤害”的先验公理,能够与广告的信息共享和价值共创的关系本质相契合,并发展出结构化的广告伦理价值体系;公平的“等利害交换”原则蕴含着直觉正义和理性博弈,奠定了广告主和消费者之间“得所当得”的积极伦理关系;消费者因具有“劝服知识”(Persuasion Knowledge)和“道德性广告素养”(Moral Advertising Literacy)而能够成为公平原则的道德行为主体。在实践中,广告行业组织将公平视为重要的自律原则,包含广义公平、竞争公平和对消费者的公平三层含义,同时,公平与其他伦理原则一起形成无结构的共现关系;媒体对广告失范行为的舆论监督聚焦于司法惩戒和单向的消费者关护;消费者对广告的认知和评判则表现出对抗性的“等害交换”特征。综上,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范畴中,广告公平的属性、伦理学取径、地位、含义以及公平关系背后的主体这五个认识维度都存在着分歧,笔者尝试开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对话,旨在消除成见,为广告伦理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

广告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活动被一种宏观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控制着,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前者不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营销建构了需求,社会关系支撑了市场活动,组织结构控制了经济过程.广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权力关系制约下的广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它的研究范畴以权力为核心,包括广告运作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广告机制两个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为广告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坚持以整体社会理论、历史主义观点和社会平等价值观为主线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道德”、“伦理”概念的变迁

道德、伦理是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在思想史上,东西方关于道德、伦理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近代西学东渐后,东方民族在道德、伦理概念的理解上经历了拒斥、接受、修正、融合的曲折过程。日本近代思想界对道德、伦理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改造,使其最终融合了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想。     

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

本文是引进西方当代传播研究成果进行广告符号分析的一次尝试。文章借鉴肯尼斯·博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对上海“别克”轿车的一条电视广告进行了分析,进而在较为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背景上探讨了电视广告的符号运用及其规律。     

从“关系”概念看公正伦理与关怀伦理及其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

科尔伯格的公正伦理虽然主张独立自我的权利平等与互惠观,但并不象吉利根所批判的那样不能解释人际相互依赖和对幸福的关注,而只关注权利、规则和独立。科尔伯格关于正义和公平的理论同样考虑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对维持社会关系的非剥削性和非伤害性方式的尊重,只不过科尔伯格对关系的理解与吉利根不同而已。科尔伯格将关系看作一般关系,而吉利根则认为是具体关系。尽管两者有所不同,但仍可携手共进,共同指导人类和谐关系的构建。     

“蒙古族聚居区”概念的边界、适用范围以及泛化解释

概念研讨和边界澄清是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蒙古族聚居区这一固有概念起航,对其传统意义上的各种表述法予以公示,并且以此为参照系,试探性地对其进行概念澄清和论证作业,进而以民族社会学视角对本概念的现代性延伸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次生概念也进行细述。最后,在对学术界使用本概念的情况进行简单回顾的同时,把概念解释和澄清之旅置于蒙古族发展这一时代所赋予的研究课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