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西域屯田之原因及条件探析

元代在西域的屯田虽然时间非常短暂,但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显著的。元朝之所以能够在西域开展屯田,与当时统治者统治西域的指导思想有着很大关系,忽必烈对屯田事关元朝在西域统治基础的重要性认识,加之当时西域严峻的军事形势,是导致西域屯田的直接原因,而元朝政府为稳定西域采取的一些行政、军事措施,客观上促成了西域屯田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英法德南海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英法德作为重要的欧洲国家，是影响南海局势不可忽视的域外因素。近三年来，英法德的南海政策作出了重要的调整，包括选边站队、军事跟进、反华鲜明等内容。这种调整既是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又是对美国印太战略和南海周边国家对冲战略的回应。国别层面，英法德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对接程度、自身印太战略的转型方向、国家角色定位等因素导致其调整方式和动机存在一定的差别。英法德南海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军事化进程。然而，鉴于英法德三国仍需在中美竞争中寻求微妙平衡，其实际行动也受到域外国家身份、自身综合实力、中欧经贸关系、共同协调机制等因素的限制，其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止于一定限度。对于英法德南海政策的调整，中国应多管齐下采取应对措施，通过稳定周边关系、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管控中美分歧等措施严控其干预南海事务的范围和力度，充分限制和减轻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     

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     

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军事领域内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法案,突破了战后的和平宪法,使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军事“先发制人”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先后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实践方面力图改变其在法制上受制于和平宪法、在国家军事防备和军事行动方面不独立与不自由的地位,为成为军事大国扫清了障碍。日本军事法制变革带来的军事力量扩张对我国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为南海周边国家在岛屿争端、海域划分、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定势增添了相当的变数。     

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

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其航海贸易制度主要有三种：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它们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元顺帝时期的党争及其危害

元顺帝时期党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元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吏治废弛、经济萎缩和军事解体，严重地削弱了元朝统治，终于使元朝不足百年而亡。元顺帝时期党争激烈的主要原因，是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作怪，也是元代中期党争的继续．党争是剥削阶级官僚政治的痼疾。     

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近年来南海问题迅速升温,成为重大的区域安全热点问题,这既由于区域内各声索国之间的主权争端激化,也由于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不断加强。印度介入南海问题,主要出于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之抱负和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动因,同时也受追求地缘经济和能源利益的驱动。就其具体的介入路径来说,一是以"东向政策"为依托,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通过发展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防务关系,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三是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与有关声索国联合勘探油气资源;四是积极配合美日等国介入南海问题。不管怎样,印度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南亚和印度洋,南海问题也并非中印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这就决定了印度介入南海问题会有一定的限度。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朝着总体有利的态势发展,中国掌控南海局势的能力大大加强。南沙岛礁建设彰显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三沙设市强化了在南海的政权存在;发展南部战区海军(南海舰队)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实控黄岩岛提高了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控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正视美日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仲裁案"结果的不利影响、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张力、海洋生态问题等挑战。未来中国的南海举措应包括: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积极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管控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均势理论与马来西亚对于南海议题的“不选边”策略分析

均势理论是近年来马来西亚在外交领域采取大国平衡战略的理论依据。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域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纷纷涉入南海事务,使南海问题逐渐趋于国际化,南海局势也因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作为南海声索国之一的马来西亚,一方面对南海问题国际化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反对域外国家直接军事干涉南海争端;另一方面,它始终保持良好的马中关系及平稳的马美关系,希望凭借大国平衡战略来维持南海力量均衡、塑造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它认为,在超级大国与强大近邻之间保持平衡,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马来西亚对于南海议题的"不选边"策略可以说是对均势理论很好的诠释与运用。     

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

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代在徐闻设置的左右候官并非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官员，而是属于合浦都尉属下的一级军事组织。徐闻等地与北方的海上交通历史悠久，在公元83年以后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证明，徐闻等地与南海的民间贸易比官方的朝贡贸易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     

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

宋朝与高丽的“朝贡贸易”，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军事目的起主要作用，这种贸易反映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基本面目。     

网络分析视角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关系研究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研究2005至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竞争与贸易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研究表明：（1）2005至2017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货物出口成倍高于进口，在经济体和产品结构上均呈现出高度集中化趋势，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各种贸易关系向少数国家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弱；（2）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势进出口能力。虽然，波黑、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进出口能力相对较弱，但却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出口空间；（3）中国在中东欧竞争关系网络中并不处于中心位置，但随着时间变化，与各国的贸易竞争关系越来越激烈。然而，从总体上看，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经贸合作空间。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以中菲南海仲裁问题为例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对于南海争夺的不断加剧,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争端逐渐成为了双方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障碍。尤其是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更是不断地挑衅和侵犯中国南海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造成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本文主要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南海争端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论述南海争端的特点以及中菲双方对于南海仲裁的态度、立场和依据,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角度分析中国的应对之策,并对中菲南海仲裁问题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与判断。     

关系资产与中非间贸易:基于40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非间长期友好关系是否产生贸易促进效应是双方外交关系可持续性及各自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重要支撑，基于中非间较同质化的外交关系资产背景，通过引入弱惩罚和强惩罚机制的关系持续期和以外交关系等级衡量的投资强度变量来测度关系资产，以克服外交活动与贸易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纳入冲突力对中非间关系的影响，并利用2001～2017年非洲40国贸易数据构建面板校正误差模型，考察中非国家间关系资产对双边贸易及细分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是否存在促进效应。研究表明，关系资产对中非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两个相反的关系资产对贸易影响机制，即关系持续期作为非纯公共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和对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贸易摊薄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对中非双向出口贸易有较强带动作用，对非洲国家关税减免政策具有互惠特征，对中非双边贸易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细分品类具有差异化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合力提升关系投资强度，以进一步发挥惯性力和国家间关系的贸易提升力作用，以贸易促进支撑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专题视点: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环南海五国三省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与合作策略

环南海地区以其独特的禀赋条件和战略意义,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该地区南海各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研究为促进互联互通、贸易畅通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海洋经济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解读,构建环南海海洋竞争力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并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提出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合作策略意义非常重大。     

元代海外贸易发展原因探析

元代海外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的今天,对其发展原因进行探析,应该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从元代经济的大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元政府的海外贸易鼓励政策、蒙古族的商业意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个力面进行探析。 1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幅员广阔、政治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相对稳定,人民相对安宁,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元朝廷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治国思想指导下,十分重视生产。在中央设置司农司,地方成立劝农司,用以组织农业生产,整顿农桑事务;水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