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看《离骚》的创作年代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所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里讲了三层问题:1.《离骚》创作于怀王时期,屈原被疏之时。2.屈原被疏是由于小人嫉妒谗言所致。3.屈原被疏后忧愁幽思,委屈难解而作《离骚》以发其怨情。郭沫若先生不赞成司马迁的说法,他把     

浅谈训诂方法在文言文教学中的作用

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常常会碰到一些“说文解字”方面的难题，比如：（1）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庸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史记·屈原列传》）有人望文生义，“夺”解释为“抢夺”；“与”解释成“给’．意思虽然能够连贯，但是和实际却大相径庭．我们查找资料，旁征博引，还其本来面目，释“夺”为“改变”，”与”为“同意”，这样符合原意义了，可是学生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好勉强记下来．而遇到同类问题，则又不知所措了．如：（2）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3）于是会从…     

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

一屈原南行的事迹《屈原列传》说: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连张仪不及。其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按《楚世家》,屈原谏何不杀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屈原谏会武关在怀王三十年。中间相隔十二年,不见屈原言行。这在屈传前段是个大空白。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言一行,可见屈原已不在朝,屈原哪里去了呢?从屈原赋中探索,我们发觉,屈原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南行。所谓南行,就是江南之行,这里特指湖南之行。屈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屈原一生中先后有两次南行入湘。初次南行与再次南行迥然不同。今简略比较如下:     

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朝的被放之地

一、从战国时汉水下游的地理状况看汉北的地望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顷襄王初年又放之“江南之野”（《史记·屈原列传》、王逸《九章序》）。关于江南之野其地，王逸未作具体说明，或以今日江南之地当之。如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屈原北行考

屈原北行,是指屈原被楚怀王疏绌后的汉北之行。屈原北行的事迹,史籍并没有记载,是后代学者发觉的。 《史记·届原列传》说:“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既绌。”屈原被疏绌后他在何处,本传就没有说了。《新序·节士篇》说:“屈原遂放于外。”屈原放逐到哪里去了,《节士篇》也没有下文。厢原被怀王疏绌(或初放)后的踪迹是一个问题。 经过古代学者的探索、研究,终于发觉了屈原被疏绌后的去向。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夺稿事件解

《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大夫夺稿事件，是使屈原一生命运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但这一情节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夺稿”当释为“强行改稿”，而“与”字则应释为“允许”。     

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的大政治家和爱国诗人。他的《离骚》自叙生辰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对“摄提”等理解不同,对古代历法推算也有差异,他的生年还有争论。一般定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庚寅日生(另有前353年生等十数说)。 屈原出身楚之贵族。屈是“楚之同姓”,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春秋战国时期楚屈氏世系考述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三闾大夫之职。《集解》引王逸《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励国士。”按昭、屈、景三姓,为战国时期楚国贵族中最著声望的三大显要家族。就现有文献来看,昭、景二姓只见于战国之时,屈姓(氏)却源远流长,始于春秋早期。春秋之时,屈氏成员就曾担任要职,在楚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稽考屈氏世系,无疑将有助于楚史及屈原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顷襄曾与屈原谋返怀王──读《抽思》、《思美人》发隐

论顷襄曾与屈原谋返怀王──读《抽思》、《思美人》发隐张叶芦清末民初王运《楚辞释》（凡引用第一次皆出书名，后引用同者不再出）在《〈离骚经〉序》和屈原、宋玉作品的注释中揭示顷襄王即位之初与屈原之间的一件秘事，即怀王被骗入秦不归，二人曾密谋迎返怀王，惜未为...     

屈原西行考

屈原任楚国的左徒,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谤,被怀王疏绌,退居汉北。不久,楚“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楚军,遂取汉中之郡。这时,屈原不可能再呆在汉北了。同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①所谓“复用”,只是利用屈原与齐国的关系,派他使齐而巳,并未恢复他的官职。他已“不复在位。”(本传)使齐回来,他劝谏了怀王一次。从此就销声匿迹十多年,可见他成了一个投闲置散的人物。     

楚辞新证

顷读《楚辞》,于旧注每有所疑,辄翻阅古籍、字书与有关史料,以求确诂。偶有所得,则记之书端行间。今集其数则,稍事梳理,不敢信其必是,愿献诸大方,以求正焉。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壮”字,王逸《楚辞章句》释为“年德盛日壮”。朱熹《楚辞集注》本《礼记·檀弓》之说,释为“三十日壮”。按王、朱之注似失之泥。此为屈原怨责、劝说怀王之言。屈原以为怀王之失在于斥远忠正贤良,而亲信谗贼奸邪。《离骚》诸诗多寓此意。王逸知“秽”为“行之恶也,以喻谗邪”,却不知“壮”与“秽”相对为文,当指忠正贤良者而言。“壮”训忠正贤良,乃借“壮”为“庄”。《庄子·天下篇》“不可与庄语”,《释文》曰:“庄,一本作壮”。是其证。又《逸周书·祭公解》:     

《屈原列传》误解辨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贾谊合立一传,本文所谈是《屈原列传》部分。早期胡适先生《读〈楚辞〉》曾提出七个可疑之点以否定《屈原列传》,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馀论》(今收入沪古《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和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今收入人文《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已先后逐点予以驳正。现在国内不再见到有人主张“《屈原列传》是一篇赝作”,相反大家都很珍视这篇资料。惜其内容时遭误解或曲解,以致怪说横生,其甚者则否定屈原之有其人的幽灵仍在友邦游荡。故对这些误解或曲解,亦不可不辨而正之。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招魂》为招怀王之魂——《楚辞》札记一则

《招魂》实乃屈原为招怀王魂魄之所作。虽然屈原对怀王有相当的怨恨,但他同时又对怀王存有明显的爱恋与怀念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既恨又爱,恨爱交集,爱大于恨。特别是当屈原看到子兰的险恶用心与顷襄王为维护一己之利的行径以后,他的歌吟就显得格外沉重而哀伤。这种情感与痛苦的歌吟在《招魂》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非至伤、至痛者所不能发;而具有如此之至伤、至痛者,舍屈原实无他人。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 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 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