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论法哲学的理论基石

法哲学是关于法的哲理的一般学说,其理论基石是法哲学体系的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法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回答"法是什么"和"什么是法"的问题,对前者的回应揭示了法的本原,而对后者的答复说明了法的表现形式亦即法表象.从而法哲学体系相应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法本原论,一为法表象论.法本原是人类理性、阶级意志和社会经济要求的整合,法表象是观念法、实证法和存在法的统一.法本原论和法表象论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辩证地构成法哲学的理论基石.     

当前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逻辑探析

反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一股重要的右翼思潮。这一思潮在理论界主要表现为"告别马克思"论、"发展马克思"论、"超越马克思"论和"回到马克思"论等形式。其基本理论手法有曲解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重解"马克思主义、瓦解马克思主义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当前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理论实质构成了其系统的理论规定性,必须深入识别。     

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看商标翻译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关联翻译理论视角，对商标翻译进行了探讨。在关联翻译理论框架下，商标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其目的是诱导译语的潜在消费者购买译名符号所代表的商品，激发他们强烈的购买欲。因此，译者必须充分考虑原语作者意图与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努力追求原文作者意图（即商标命名者）及译语读者（即潜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佳关联性．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通过对商标翻译方法的探讨，笔者最后指出关联翻译理论对商标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成功翻译商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比较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对传统翻译理论形成了冲击.从作者观、文本观、读者观以及翻译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论和传统翻译论进行比较,有利于促进翻译过程中对原作作者、原作、译(读)者、译作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视.     

论赫施对作者意图的现象学诠释

美国学者赫施始终将作者意图视为实现解释的客观有效性的最可靠保障。依靠对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创造性发挥,赫施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既有论说。首先,为克服"心理主义"的质疑与责难,他将意图构想为一个坚实、稳固的"意向性对象"。由此出发,凭借对意向性概念的更深入理解,他又点明了意图面向读者开放的历史延续性。最终,在作者表意与读者接受之间呈现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动态格局。通过现象学层面上的开掘与建构,赫施不仅体现了在"作者之死"的时代背景下重估作者意图的努力,同时也为转型期中国文论的建设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启迪。     

语用学理论之于翻译等值

语用学介入翻译,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本文就翻译中的语用等值问题加以论述,说明语用学理论介入翻译是一种避免翻译尴尬且力求最大限度再现原文作者意图的重要形式。翻译实践中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最大等值效果,必须将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加以应用。     

佛教慈善的理论支撑

支撑佛教慈善的理性包括佛教的"缘起论"、"不二论"、"果报论"和"往生论"、"六度"、戒律等教义、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菩萨精神基于缘起理论,旨在体现无我、平等的观念,从而构成了佛教慈善的基本德性,依此支撑佛教以"无缘大悲"为显著特点的慈善行为.佛教主张先"拔苦"后"与乐","拔苦"为悲,"与乐"为慈,构成了菩萨慈悲基本的行为方式,这种慈悲方式基于佛教"不二法门"的世界观,导致其布施行为的特点表现为一种无上的清澈、彻底、轻松,无上的宽容、包涵、体谅和信任.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一直是深刻影响并推进社会慈善的一种宗教积极力量.     

关联理论翻译模式

在关联理论基础上,Gutt所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是:将翻译看成一种"明示-推理的交际活动".作为一个双重交际者,译者的职责就是寻找原文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期待的最佳关联,努力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的语境效果.在赵彦春提出的六个翻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更概括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指导探讨了效度和信度的优先问题.     

评“趋同论”

"趋同"是一个很时髦的词,不少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都喜欢咀嚼它; "趋同论" 则是由趋同一词引伸而来并逐渐发展的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基本观点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具有相似的特征,从而使两种社会制度互相靠近,据说会走向一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混合型社会.这种"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是唯技术决定论,它的政治意图在于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永生不灭.对其结论我们是不取的,至于论点应当给予有力的驳斥.     

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论刘勰的作者“才略”批评观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是一篇历代作者通论,是刘勰的作者批评观最集中体现文学批评的篇章。刘勰的作者批评抓住"才略"来确定其批评思路、指导思想、标准和原则,从而确定作者批评以"气"论文、以"才性"论文、以个性论文的指向;同时又拓展"才略"批评的视阈,将"才略"放在社会、历史、时代环境中辨析作者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才略"作者批评具有批评学的意义。     

双重写作与启蒙———施特劳斯与托兰德问题

施特劳斯在论及隐微写作传统时为何对曾经专论此传统的托兰德只字未提？其实，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施特劳斯借迈蒙尼德反驳了托兰德的老师斯宾诺莎。将隐微写作归因于政治迫害，是托兰德“显白／隐微”论的关键论点，这种主张已经成为现代启蒙学说的基础——哲学探究的思想自由已是现代民主政制的基础。然而，施特劳斯向有心人传达的是古典的隐微论教诲：隐微写作的必要性并非仅仅由于政治迫害，更多是由于哲学与社会的天然对立、以及哲人对社会承担的政治责任。《迫害与写作艺术》书名看起来像支持现代启蒙式的隐微论，实际上是要恢复古典的隐微论。     

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

意义既是语言哲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文学批评的研究目的。语言哲学中的言语行为意义观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使用的最小单位 ,话语的意义是言语交际中实现了的言语发出者的言语意图。各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但却都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 ,是静态研究。运用语言哲学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研究文学的意义不仅可以避免文学批评意义研究的不足而且切实可行。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虽产生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两者仍有比较的必要。英美新批评因为以意逆志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人本主义的以意逆志是一种既重视内容又重视形式的批评方式,它完整包括了作者、文本、读者三环节,而新批评是一种单一的从形式到形式的批评。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漏洞和相互攻击,最终走向衰落,而以意逆志自从产生后就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     

论孔孟诗学主题的转换

按“言各有畛”的原则分析孔孟之诗学主题，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断裂：孔子诗学尚“致用”，孟子诗学主“求是”。春秋、战国对诗迥然有别的定位，决定了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孟子以“求是”的认知态度为文学阅读树立的“以意逆志”的接受原则，这是他对中国诗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诗学主题转换的直接产物。“以意逆志”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诗学观念上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     

也谈“污浊何以成圣洁”——兼与王澄霞先生商榷

对王澄霞先生《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判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一文进行了解读,认为王文以自认为"认真"的批评态度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却得出肤浅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澄霞先生的批评态度有些极端;他的批评纬度与汪曾祺的写作纬度存在一定错位,以"道德视角"进行文化批判,得出的观点有失偏颇。分析了爱及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汪曾祺化"污浊"成"圣洁"的主要原因。     

中美自白诗:一个跨文化互文性个案

批评家普遍认为,“自白”文学是一种暴露真实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写真和模仿。如果偏离这种主流的阅读经验,把注意力转向诗歌文本对前文本的重写,采用文本分析和互文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来挖掘中美自白诗的审美潜质,审视其在中国的接受,就会发现中国诗人在题材和风格方面的共同偏好如何机缘巧合地促成中国“自白”诗的形成,而诗评家把自白标签任意地贴在女诗人身上的做法是不妥的。     

论明代的小说批评

明代的小说批评,主要包括文言小说批评和通俗小说(以白话小说为主体)批评。文言小说批评以胡应麟的建树最为卓越,蒋大器、李贽、袁于令、叶昼、冯梦龙、凌濛初、金圣叹等则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几员健将,其中金圣叹尤为卓越。本文对明代小说批评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丰富蕴含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文本与读者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本和读者的研究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这一现状,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读者与文本在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辩证关系。分析发现：历史批评主张读者只有通过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复原文本意义,文学批评坚持意义的产生是读者与文本交流的结果,文化批评把读者的性别、种族和意识形态纳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