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大城市少数族群摊贩治理的难题及对策——基于H市的实地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民族跨区域流动日益活跃,这在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体制带来挑战。在民族政策政治化的背景下,少数族群流动摊贩常常将日常行政管理问题民族化并通过群体暴力行动将之政治化,地方政府在相关事务上采取的有失原则的息事宁人策略也变相鼓励了该类行为,致使城市治理中族群问题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恶化了大城市治理体系。我国都市政府应在治理结构、民族社会融合等方面多下功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角度看“族群”

族群问题,是理论界一个非常热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了对＂族群＂的研究,＂民族＂和＂族群＂之争愈演愈烈。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学术争论,有利于我国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那么,在民族区域自治角度下该如何看待＂族群＂问题呢,本文做一浅层探讨。     

民族关系视野中的传统族群形象问题浅议

族群形象是指不同族群主体对其他族群形象的主观认识与感受,是经过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加工而成的,与客观形象并不必然吻合。从心理学角度看,主流文化对少数族群的形象模塑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优势意识基础上,对异域或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在历史过程中,又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关系的走向。     

族群、民族与“Minzu”辫析——兼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 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族群与民族两个词汇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是一组关系比较微妙的人群指代术语,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特征,且能够 进行自我认同与对外区分的群体。但二者之间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概念体系和意义实体的区别,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渠道,却又经常被混淆而产生系列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演 化、指代的人群、二者间的关系及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辨析,并且逐渐演变出“Minzu”这一中英直译的学术话语,在这些讨论中 均强调了概念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最先进行“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的学者之一便是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教授, 在他的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慎用"族群"——族群研究的中国语境思考

对大陆族群研究历程进行回顾,透过民族和族群争论的表象挖掘族群理论与民族理论的本质差异,认为族群研究对不同族群间的共生和合作关注不够,暗含了不平等、分化、排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的"‘同'中取‘异'"的思想,更加体现其主观认同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民族研究注重引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之精神,至始至终贯穿着在多民族的"异"中求得"大一统"的"同",更加体现其重根源,顾大局,讲包容的特点.文章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讨论族群研究问题,针对族群研究的偏激和泛化倾向,指出在中国语境中应该慎用"族群",从而正确对待族群研究.     

行政教育学:认识孔子的新视域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一名行政教育家。在行政教育方面,孔子主要论述了行政教育的目标与内容、行政文化内容与塑造途径、行政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孔子的行政教育思想的表达形式主要是语录体,还缺乏现代学术的完美形式。不过,他提出和论述了行政教育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行政教育学研究的基本话语,相关成果可以作为中国行政教育学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     

论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经济体制的研究重视其一般性,忽视其特殊性;关于民族性对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研究甚少。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可从4个方面予以论证:民族性是制约民族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性制约着民族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民族性越突出,民族经济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越显著;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是动态的。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性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认同性的研究秉承一贯的文化政治批评策略,提出认同是差异性中的同一,认同性是历史变化的,是一种认同政治.通过对认同性概念的梳理,霍尔还结合英国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提出了新种族性的观点,并指出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也是自我的一种想像性回归.     

族群与族群性：两个概念的再认识

虽然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族群和族群性这两个术语讨论颇多,但仍有些不明确的地方。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检讨族群概念,认为可在三个层次上使用这个术语;文章还重新审视族群性的含义·主张把族群性研究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可以避免族群性引发的各种负面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族群”概念及其社会意义

对公民权利异质性的发现,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移民、少数民族的族群成员与主流文化成员的政治诉求存在差异。"族群"概念补充到政治哲学的思考中,将有利于思考不以平均主义为前提的社会正义。考察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关于族群概念的观点,分析族群概念在考虑正义问题时的建设价值和其在论证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并讨论族群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有重要启示。     

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及其族属

玉皇庙文化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分布于冀北山地一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属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迄今发现的晚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是一部该文化发现与研究史,因与族属认识相杂糅,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族属问题一直是该文化的热点问题,结合时空位置定位和文化来源等认识来看,该文化位于桑干河谷邻近的西区当系代戎部族的遗存。代戎是以狄人为主体融合了众多来源不同的人群形成的一个新的部族,人群构成及其变化过程都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位于燕山腹地的东区族称一时还难以确指,这里很有可能是代戎与山戎并存、代戎逐渐取代山戎的历史进程。     

从文化孤儿到文化全球化--少数族裔的英语文学创作联想

远离母国的文化孤儿们被称为少数族裔.他们辛勤地创作,引领着英语文学的浪潮,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面对日益全球化的文学和文化,中国应加强本土文化建设,强调本土视角,确立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地位,做大国的学术,正面引导我国现代世界观的构建.     

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产生自觉意识。在中国传统的种族意识和西方种族进化理论影响下,中华民族自觉首先表现为“种族”自觉的形态。对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和模式的探索使中华民族精英试图用民族自觉来置换种族自觉,却出现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分化局面。最后通过对中华民族一体的历史传统和现代命运的体认和反思才确立中华民族一体自觉。这一曲折的自觉进程凸显了中华民族结构的独特性和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趋势。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