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袁世凯编练新军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和袁世凯作为清末新军编练的两位主要实践者,在推进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二者在练兵活动中所形成的建军思想,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本质上存在着一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根本目的、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对士兵文化素质的重视程度等。     

袁世凯、张之洞个人因素的差异对新军异化的影响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是清末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两支军队。作为新军编练的主要当事人,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练兵动机、选拔军官和招募士兵的标准以及治军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左右着两军的政治走向,对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最终出现不同的异化结果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张之洞的“三不争”

张之洞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能，曾大力向朝廷举荐，对后者有知遇之恩。然而，几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却让袁世凯怀恨在心。     

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 ,袁世凯由于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以及自身所具备的主观条件 ,对立宪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中央管制改革 ,开办地方自治 ,对清末立宪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之洞的与时俱进思想

张之洞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领军人物,但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洋务运动。他更有影响的时期应当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后洋务时期”,尤其是新政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与实践都体现了与时俱进思想。     

张之洞与清末武汉地区的职业教育

张之洞不仅是经世致用的政治家,还是勇于开创的教育家。文教兴革是他主持的湖北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主政湖北期间,创设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尤其是开创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湖北武汉地区成为新式教育的实验地和职业教育的样板区,其影响深远,且留下了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袁世凯禁赌活动略论

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在军队中实施禁赌，对整肃军纪、提高军队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督直期间，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民国初年，袁世凯多次颁布禁赌法令，将惩治官吏赌博作为重点，希望以此树立新政府的良好社会形象。上述禁赌活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赌风的漫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山东经济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山东经济的发展,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二是自开通商口岸,三是推动农业、商业、税收与金融的发展。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

自晚清开始,儒学经历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文化保守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改造儒学,期望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儒家经学的衰落。从中虽见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对其个人来说,难免是个悲剧。同时,他们为儒学的转变和新生作出了贡献,如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这一转变尚未结束,对其努力还不能定论,但由此体现出的思想解放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肃顺与晚清吏治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帝即位,肃顺秉政,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肃顺对吏治的整顿,为清室的"中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肃顺整顿吏治的成效虽然是明显的,但他对官吏的惩处既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与前期同类案的处治相比较也没有从严;吏治腐败已成为王朝的痼疾,肃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晚清吏治。     

晚清学部与近代文化事业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后,学部兼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学部集教育文化界有识之士的灼见,运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倡导兴建公共图书馆,抢救内阁大库文书,保护敦煌石室遗书等珍贵文物古籍,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以扩展近代文化的传播,使教育与文化相互促进,承上启下之功,不应抹杀。而其过失,则值得后人反省检讨,以为借鉴。     

晚清民法近代化论略

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它揭开了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序幕。本文主要对晚清民法改革的背景、《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一番剖析。     

论清末"商务报"与近代"商学"兴起

戊戌前后至清末十年,在"商战"、"学战"思潮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数种由各地商务局主办的"商务报",大力倡导振兴工商业,刊登清政府商业政策、消息和各种论说,译介国外商业章程、商业教育制度和商学书籍,在商业学校普遍出现以前,承担起传播国外现代"商学"思想和知识的重任,影响深远.本文对这一问题作出详细梳理和初步分析.     

湘军与晚清政治生态

湘军肇兴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其以宗法纽带为依托、以“礼”治军为核心价值、以道德权威为维系的组织架构对于整个晚清社会解组带来的社会偏差以及国家认同产生了催化性影响,为民国时期的政治流变预设了结局。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清末东三省林业的管理及近代林业的萌芽

清中叶以前,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东三省森林处于极盛时期。道光至光绪年间,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方面,清政府解禁东北,大量移民涌入,在开垦过程中滥砍滥伐;另一方面,日、俄势力进入东北,砍伐林木用于修建铁路等,大肆掠夺森林资源。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在实业救亡思潮下,东三省大力发展实业,林业作为实业的重要部分得到重视。政府通过将林业纳入行政管辖,组建林业公司统一经营以及与俄国改订购木条约等方式,加强了对林业的管理,严禁以往任意砍伐的行为。这一时期,林业保护观念得到增强,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先进的林业技术对发展林业的重要性。为此,各地开始兴办农林学堂和林业试验场,林业成为一种专门之学,近代林业教育出现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