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 及其与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相互促进

在刑法司法解释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释立场,充分发挥社会学解释资料对刑法解释方法的完善作用;同时,科学适用各种解释方法,做到解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相互促进,从而切实保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办件得以高质量地完成。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完善和强化刑法司法解释工作,是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怎样才能切实完善和加强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呢?这一课题需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本文拟对刑法司法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略加探讨。在社会主义国家,刑法司法解释,必须忠实于刑法所体现的人民意志,有利于保护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本人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应遵循的原则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具有司法解释权。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作出合法的、适用司法需要的司法解释。否则,可能制定出错误的司法解释,误导司法活动。现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和多年司法实践的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刑法司法解释时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供立法机关立法和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刑法司法解释时参考。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刑法原则 ,必然与刑法司法解释关系密切。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嬗变影响着刑法司法解释的兴衰 ,其自身的内在机能制约着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和方向 ,同时 ,刑法司法解释又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1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应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必须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换句话说,就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原则。这里的“法”是指广义的刑法,即不仅包括刑法典,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产生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和罪刑擅断而提出的重要原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主义才逐渐扩展为国际性质的规范,成为…     

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和原则

确立何种目标、遵循何种原则是进行刑法解释的关键所在。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一直存在主观说、客观说、现代主观说和中间说之争。结合我国国情和刑法解释的特性,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应以探求和阐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主观意思为主,同时兼顾刑法规定的客观意思,以其作为补充。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当遵循相对客观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之提倡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禁止事后法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自然延伸。该原则意味着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刑法司法解释都应坚持刑法溯及力问题所奉行的从旧兼从轻的立场。这既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司法解释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在溯及力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中德刑法量刑原则比较──兼论我国刑法量刑原则的立法完善

量刑原则制约着整个量刑活动过程。通过中德量刑原则的比较，德国刑法典对量刑的各个细节都做出了详细的裁量，这对于完善同期制定的我国刑法典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是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及保障公民的权利 ,因此 ,从产生的背景而言 ,其价值内涵体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主要是保障人权。即“无法无罪 ,无法无罚”,而不是“有法 ,有罪 ,有刑”。而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二元的价值取向 ,保护社会和保护人权。其具体表现为“有法有罪 ,无法无罪 ,无法无刑”。其价值差异体现了刑事立法理论前提和逻辑前提的区别     

论我国新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

我国的新刑法在其开篇部分,以宣言的形式载明了刑法的几项基本原则,使之成为贯穿整部法典的指导思想和依据。新刑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保持法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注意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同时,新刑法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放在刑法典的显著位置,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决心     

论我国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我国原《刑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存在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之处,实行的是不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国刑法应当实行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多年的立法实践经验和立法技术的完善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化提供了切实保证。新《刑法》全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促进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有利于改善和强化司法,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制的国际威望。     

相等、明晰:刑法司法解释应当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

对刑法规范性条文所作的司法解释 ,就内容而言 ,应当与相应的法条相等 ,不容许任意地增加或减少 ;所使用的语言 ,应当简单明了 ,力戒笼统和含混。否则 ,不但达不到解释的目的 ,而且会引发刑法适用上的困难 ,甚至导致错判、错杀现象的出现。     

论我国刑法渊源

我国今后对刑法的修改完善应以修正案为主要方式。鉴于社会管理深化、经济发展快速所致的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变化频繁,若将所有的新型犯罪都规定在刑法中,往往会产生刑法频繁变动或刑法规定滞后的后果。因此,附属刑法也可规定相关犯罪。概述式立法表述过于模糊,立法实践中应有所节制。单行刑法因其弊端较多,立法实践应予摒弃。判例法囿于其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现实国情限制,不能成为我国刑法的渊源,但应充分发挥刑事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研究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演变,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已不再被禁止,但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刑法学界却持一致的否定态度。不过不容否认的是,我国颁布的相当一部分刑法司法解释中却着实存在着类推解释现象。同修改刑法和法官造法相比,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笔者认为应当正视类推解释在刑事司法解释中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作用,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完善其监督机制。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思想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并要求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国新刑法诞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嬗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变,新时期的刑法突出强调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体现了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但毕竟我国现阶段还处于价值观念转变时期,我国对人权的保障还存在历史的局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思想也将不断深入人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将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论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复杂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哲学原理为指导,同时也要认识到刑法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出发,对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性质、原因与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应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使刑法理念得到科学的体现,以促进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