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于灯火阑珊——辛弃疾词中的“寻找”意象解读

＂寻找＂是辛弃疾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意象,这一意象指向其背后迫切的＂找寻意识＂,并且对辛词的风格特色产生影响。辛弃疾一生迫切找寻,无果而终,这种找寻无果的人生状态亦可以突破时代局限,上升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普遍生存困境。     

从交流和表现谈现代舞的表现性

交流是人类传达感情和思想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这种艺术形式的基本功能之一.交流使表现成为一种需要和可能,也正是舞蹈表现性的发展促使现代舞突破芭蕾的局限而得以问世.出于张扬个性需要的现代舞内容丰富,风格和表现形式多元化.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要把握好现代舞的表现性,就必须具备成熟的内心和实施力量的技巧,即拥有较强的感知力、想象力和表现力.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再论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 —— 一种建构宪法哲学的尝试

共同体范畴属于宪法哲学的本体论。人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被看做是宪法哲学的价值论。宪法哲学的认识论包括“有限理性论”“整体的”和“系统的”认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共同体从时间的维度突破了“国家”一词所固有的历史性局限,从空间的维度突破了“国家”一词所蕴含的“对立性”思维方式。“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政治决断或制度安排。作为规则的宪法是一个结构体系,作为秩序的宪法是一个耦合体系。     

生命 邂逅一份淡然

正做一个快乐的人,做一个心中有梦的人,因为有梦生活才会狂奔,因为有梦生命才不会沉沦,与梦想同行,总会有惊讶眸光的感动。天空总是博爱心生羽翼的人,大地总是宠爱心怀四季的人,与天地同行,就会沾染山水的灵秀。人之所以不愉快,是面对繁杂难以掌控自己的心,寄托的太多,被忧虑所扰,走不出飘渺的思维,被情绪左右,被纠结缠绕。生存需要踏出脚窝的印痕,而不是寻找灵魂的依附。放下纠葛     

从诗化小说到诗电影 ——论电影《边城》之改编

将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成电影时,凌子风导演原本构想是将其拍成一部具有原著小说风格的诗电影。从诗电影角度对改编影片《边城》进行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因导演在改编中过于注重叙事的连贯流畅,追求整体风格的真实自然,电影最终呈现的风格带有传统好莱坞特征,纪实倾向突出,缺少原著小说的梦幻、诗性气质。其去诗性求真实的改编手法导致的突破与局限,也反映出侧重叙事的传统电影语言无法驾驭诗电影的问题。     

《湘君》、《湘夫人》形象的不确定与意义的再生

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在两千年来读者阅读接受中,被不同的时代的不同读者反复破译解释却最终仍是一个谜。二《湘》引起的审美效应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宛若朱自清笔下梅雨谭的绿,绿得清澈醉人可你又看不透她。唯其蒙胧令人猜不透,才显出神奇瑰丽,才有着无限的诱惑和吸引。这是二《湘》魅力千古不衰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二《湘》形象意义的这种不确定     

从《秋水》意趣看"逍遥"之境--庄子《逍遥游》臆说

庄子《逍遥游》之文,历来多有歧见。笔者以为悟得《秋水》意趣,才可达于"逍遥"之境。《秋水》表达了庄子对宇宙图式的猜想和对人的根本处境的理解,"井蛙"之喻与柏拉图"洞穴"之喻异曲同工,而《逍遥游》其实是一个思想者庄严的人生宣言,他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及生存的法则。他告诉人们:人,只有不断突破环境及自身的局限才可达到逍遥的自由境界。     

语篇连贯中的心理属性与语篇属性

尽管连贯是任何文学文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但在传统文学翻译研究中,这一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将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理论加以有机的结合,以语篇连贯性为切入点,考察语篇连贯中的心理属性与语篇属性维面上的结构、意义、风格、效果等方面的整合作用;意在突破传统翻译理论单维视角的局限,摆脱其一一对应的静态语义等值模式,并用大量实例表明,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与语篇内其他语言单位和语篇外相关知识存在着不同维面上的相互关系。     

《腐蚀》的语言艺术

小引一个成熟的作家,在语言风格上自然会形成其相对稳定的特征。人们走进他的艺术世界,就会逐渐地感受到这是属于他的文体风格,他的叙述调子,他描绘事物的方式和结构语言的方法。但是,任何一个勇于探求的作家都不会囿于成法,他总是在突破自己,总是在变动中,以创造性的劳绩去吸引着审美大众。茅盾正属于这样一位辛劳的文学语言巨匠。在《<子夜>艺术丛谈·文体和语言风格》中,我曾在总体上谈到茅盾的语言风格:重于工笔的精雕细刻来表现生活。它把细密的描写和深邃的剖解溶合起来,状物陈事,曲折回     

用睿智打造 靠灵气得分

抓小放大 唯其小，故有新；唯其小，故能集中笔墨，议论深入，叙述鲜活。如此抓小放大，大题小做，就不再有空洞肤浅、难以落笔之忧，文章也见厚实与出新。如以“瞬间”为话题，一考生写道：     

留意时事 祛陈布新——论据的选用之二

文学创作贵在一个“新”字,议论文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除了论点要有新意,作为支撑论点这座桥梁的支柱——论据更要求“新”字当头。唯其新,才能令人耳目为之一爽;唯其新,才能使人钟情,从而产生精神的“共振”,信服你的观点;也唯其新,能顺应时代大潮,为我们的生活推波助澜,使我们的议论,不至流于空谈,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侯宇：钟情《对花枪》

侯宇对于《对花枪》这出戏可谓情有独钟。该剧目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郑子茹老师首演，这不但是一出声情并茂的老旦情感戏，而且突破老旦局限，在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创造了新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更有了“扎靠”的独创，创立了京剧“文武老旦”的里程碑。侯宇跟随郑子茹老师学习《对花枪》长达5年之久，一字一声一腔均得亲授，她对这出戏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和深刻的理解。     

论宋元明三代志书中表体的应用

表体应用于志书始于南宋时期 ,并首创表体的移史于志。元代 ,表体在志书中继续应用和发展 ,且有所创新。明代是表体于志书应用的集大成者 ,设置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然而 ,宋元明三代志书中表体的应用 ,终究没有突破《史记》、《汉书》中表的局限和风格。因此 ,只能说三代表体在方志中的应用还属于初始阶段。     

给自己一个悬崖

有一个人捡到一只小鸟，就将小鸟带回家。慢慢地，小鸟长大了，人们才发现这是只鹰，但它不会飞。     

漫谈艺术的真实

近年来,有关艺术的真实及其科学性的争议很大。有的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其真实才有力量;也有的认为:艺术姓艺,艺术能够感人、传世,在于它强烈的艺术性,……聚讼纷纭,其说不一。那么,什么是艺术的真实?怎样看待它在艺术实践当中的科学性?这是应该进行认真探讨的。     

谈谈我国古代的生死观

当人类摆脱蒙昧、挣脱动物崇拜的羁绊、面对人类自身的时候,虽然显示出清醒的自我意识,但同时又不堪生命悲剧意识的重压。而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人类生存时间的局限而产生的死亡和恐惧所带来的生命的毁灭感,另一个是因人类生存空间的局限而产生的尘世的束缚所带来的生命的不自由感。因此,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探索,企图超越这两种局限,获得生命的永恒与自由。弗罗姆说过:“对死亡和对生命的悲剧一面发觉,是人类的基本特质之一。每一种文化都有应付死亡的问题。希腊人强调生命,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种朦胧而阴沉的延续。埃及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信念上,相信人体不会腐朽。犹太人现实地承认死亡这一事实,他们相信,人在世间可以达到幸福与正义的境界,有这种信念,他们才能安于生命终将毁灭这一事实。基督教认为死亡是不真实的,因此拿死后还有生命的语言,来安慰忧心忡忡的人们”。而中国文化则不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     

再好的东西也可放弃

一个人要挣脱这个纷繁喧嚣、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确很难.但是,如果你要幸福,你的心灵就必须拥有一份淡泊,记住：有些东西如不适合你,就是再好,你也可以不要.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境界,是智慧的不争,是对简单生活的一种追求. 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这种心态,如此,在生活中才会处之泰然,不会因太兴奋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因太悲伤而痛不欲生.     

洞察力和想象力

作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高低,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唯其具有了深刻的洞察力,他才能够得知生活的底蕴,敏锐地察觉那些不被人们注意的事物;唯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才能够根据生活塑造出具有个性的典型来。细察中外一些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无不具有这个特点。 拿老舍先生的《茶馆》来说吧。老舍先生通过对旧中国的深刻洞察,选择了他所熟悉的茶馆作为透视社会生活的窗口。作者立意构思旨在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告诉人们旧中国已经     

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清代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朱书、方苞等人,均有志于著史,特别是明末史事的写作。这一创作兴趣,体现了清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兴盛、皖北沿江一带的历史文化特点与诸人自身学术志向的多重影响。在史观上,戴名世、朱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承认南明统绪的存在,并对明末党争采取了唯其是不唯其人的持平态度。方苞则往往回避明清断限问题,在党争问题上则赞同东林一派史家的意见,更强调史著的教化作用。在史法上,戴名世、朱书的文字,较为宏阔,其文不可用明确的法度来阐释;方苞则较注重行文法度,下笔不免拘谨。"《南山集》案"后,戴、朱著述零落殆尽,在后世影响甚微。方苞所追求的思想与文辞的雅洁、规范,则成为桐城派文章的代表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