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沫若十年祭

86岁的郭沫若,引吭高歌了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之后,于1978年6月12日走完了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我们失去这位文化巨人已经十周年了。郭沫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举世皆知的。他不但是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五四”时代独领风骚的诗人、现代历史剧的开山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兼书法大师。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西方进步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巨人。以他在思想文化领域战斗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哺育的人物之众,堪称一位“文化元帅”。     

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反战诗剧冠千秋——《秦妇吟》新论

韦庄的《秦妇吟》在唐诗中字数最多,是一首反战诗,也是一曲反战诗剧。《秦妇吟》以说唱的形式表现,以乐府的体裁完成;节构完整,人物出场错落有序;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虚构的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让人揪心;主题集中,场景宏阔,对战争的罪恶给予全方位的展示和立体化的批判;是中国和世界反战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巨作。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诗经·豳风·七月》考论

考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殆及公子同归＂,非郭老所言的害怕被公子带回去遭受侮辱,而是害怕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子的陪嫁媵妾。辨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非郭老所言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而是范文澜先生所主张的＂西周初年＂。诗歌的内容为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要素,述写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水平;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农奴...     

曲以存史——论清代戏曲的征实化与世教化倾向

清代戏曲具有较为明显的征实化和世教化的特点,尤其体现在清代的时事剧、历史剧和自述体剧中,主要原因是受到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和朴学思潮的影响,其次,也与清人对戏曲本质特征的认识有关。征实化和世教化的特点使得清代戏曲具有了"曲以存史"的意义,极大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和审美品味。     

历史剧也是一种历史文本——从清宫戏看历史人物的再创造

历史剧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长期以来,由于清宫戏的热行,"戏说"历史已成风气,对历史人物的随意虚构和编造现象日趋严重。失实的翻案,漫画式、符号化的人物塑造,导致观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的误读。历史剧创作在坚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应该建立与历史文本相适应的史剧理念。     

《雷峰塔》的反向叙述与正史意图

卫聚贤的改编话剧《雷峰塔》以白蛇许仙故事中被嵌入的欺骗作为改编核心,变更了传统故事的重大关节,舍去奠基于神话结构的矛盾冲突。通过历史的神话化背后现实事件的"复原",变异了传统故事颂扬爱情的主题,在主体形象、思想意义及哲学旨归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故事完全背离的旨趣。该剧将人妖之间的奇情诡恋拉回到历史维度进行考量,为历史传说题材话剧的改编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思维。这种反向叙述的叙事策略符合现代历史启蒙的正史意图,即打破幻像,重新找回被抛置的历史。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阶级烙印

阶级斗争学说的盛行使阶级对立分化意识具有普遍的接受群体。革命历史小说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提倡的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立场。革命历史小说中无不显示着鲜明的阶级烙印,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承认自己的阶级属性,在作品中毫不讳饰自己的阶级感情,他们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笔再现本阶级革命事迹。他们的作品既可以被视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浓缩,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一度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真实再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哲学与政治伦理学的范本。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