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社会契约论的理性主义

休谟在哲学层次的理性主义批判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他对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的批判却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导致这个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休谟政治思想里有强调理性的利益权衡的论述。如果不能明确这个利益论述的性质与地位,就无法确切理解休谟如何应对契约论的理性主义。基于英美政治哲学对契约论的复兴,当代学者深入揭示了休谟这个利益论述的特质,但也夸大了其理性化的程度。事实上,休谟对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有一个系统批判,而这个批判的关键是对自觉的利益推演在人类政治实践中的地位予以严格限制。     

《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首个汉译本的重刊和引用为中心

中江兆民所作《民约译解》,作为卢梭《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的首个汉译本,是含义极其丰富的政治思想文献。中国人对该文本的接受,对其中含义的发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有一个不断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过程。1898年以后二十年间不同阶段的政治使命,从立宪到反清革命到反袁之后再造共和,每每促使中国知识精英在中江译本中获取营养,并通过重印(往往有所改动)、评介、引用该译本与国人分享他们的阅读体验,这些重印本因而成为在中国传播卢梭思想或卢梭式思想最重要的媒介。不仅如此,对该译本的创造性解读还为中国政治思想超出宪政民主向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向人民革命转变提供了契机。     

社会契约论与自然法传统中的弗格森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们对流行于17世纪欧洲知识界的社会契约论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与社会契约论有着相当程度勾连的自然法传统也缺乏热情,并对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主要代表的17世纪自然法传统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相当的抵制。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弗格森在这种思想姿态中不仅立场鲜明,而且表现得相当激进。从他对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传统的批判出发,可以一窥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传统的复杂关系。     

黑格尔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的批判 ,首先指向其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拒斥以及一个财产权的社会概念的建立 ,通过对契约的基本性质的分析 ,黑格尔完全改变了在财产权与由契约论者所阐述的国家的建立之间那种手段———目的关系。不仅如此 ,黑格尔把社会契约论与停留于“知性”之域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 ,指出契约论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理论的基础 ,是一种僭越行为     

论奥斯丁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奥斯丁的学术志趣在于解构社会契约论,终止对主权合法性来源的追问,将属于立法科学、伦理或道德科学的东西从真正的法理学领域中驱逐出去,以保证法理抽象研究和概念分析的准确性。独立的政治社会—主权—法律义务,是奥斯丁批判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链环。其要害在于社会契约论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是独立的政治社会的合法性问题,而非法律义务问题,因而我们认为奥斯丁误解了社会契约论。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为了完成其纯粹法律科学的第一步而进行的有意误解,其未完成的学术研究计划的第二步,也就是构建纯粹法律与实际道德、原则间的有机关系,足可透露在其理论整体架构中道德的位置。     

对社会契约论的再审视

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核心思想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今天,当我们用人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眼光去审视它的时候,又确实的发现了其内在的许多局限性.在当今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我们应该用一种客观的思维去看待这一经典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     

对社会契约论的再审视

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核心思想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今天，当我们用人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眼光去审视它的时候，又确实的发现了其内在的许多局限性。在当今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我们应该用一种客观的思维去看待这一经典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     

权利:社会契约论的正义原则

近代西方社会在宪政的正义原则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君权神授观念遭受到摧毁性的冲击而失去其作为法律正义性的基础。霍布斯分辨出人的两种存在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在人的自然权利中寻找法律的正义性基础,进而提出他的社会契约论。洛克则认为,在自然权利中存在着不可交换的基本权利,即财产权和人身自主权。正义原则在于人的基本权利。洛克给出的基本权利虽然在逻辑上是武断的,但引起了当时政界的共鸣。卢梭争辩说,基本权利是契约者能够进行契约和解除契约的那种权利;这便是人权。这场持续百年的争论,洛克的基本权利观念和卢梭的基本人权概念成了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性正义概念,并以此作为宪政基础。     

“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能否相通实质是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是否通约的问题。康德依理性思辨设计了从“应该”到“是”的思路。功利主义者以苦乐计算为基础弥补两者间的断裂。斯金纳借助于行为主义理论实现两个世界的通约。马斯洛则以人性及需要为价值与事实相通之桥。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生产关系 (是 )的科学批判入手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展望“应该”之前景 ,开辟了“应该”与“是”通约的崭新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则是一条由“应该”到“是”的独特心路。只有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支援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主导 ,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实践 ,才能真正建立“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精神现象学》论“社会关系”和人的生成

实现人的生成是《精神现象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黑格尔通过对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以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形式表达了人在劳动和社会关系中自我生成的深刻思想。认为自我借助于和他人之间形成的“互主体性”关系 ,最终实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历史个人”。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关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诞生和社会关系理论有着逻辑上的渊源。     

从《圣经》故事看希伯来民族的悲剧精神

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饱经苦难的弱小民族,在人类历史的风尘中曾遭到多个民族的残暴欺侮。可就在这欺侮中他们顽强地背负苦难,同时又超越苦难,在“忍”中求胜。本文试图以《圣经》中的故事为本,从三个角度切入,以此来阐释希伯来民族的悲剧精神。即:1.信仰的坚定与统一;2.崇高与非凡的坚韧与忍耐;3.强烈的复仇意识。     

论《罗马规约》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作了规定。但《罗马规约》的规定也产生了一系列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如《罗马规约》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 ,与其他国际公约的冲突 ,以及《罗马公约》产生的安理会与非安理会的冲突等 ,只有解决好这些冲突 ,才能真正发挥国际刑事法院的效能     

法学中的“是”与“应当”问题

"是"与"应当"是一对重要范畴,法学中表达"是"与"应当"的诸概念容易混淆,而且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法律同时是"是"与"应当";法学中"是"与"应当"的内涵需要专门研究.     

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跨文化商业伦理决策模型

本文介绍了目前广受推崇的综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渊源、基本思想和理论模型,比较了综合社会契约论与伦理相对主义论在指导跨文化商业决策中的优劣,提出了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跨文化商业伦理决策模型.     

作为人权的和平权初探——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战争并没有随着<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和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的原则面临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以人权的范式--和平权来对抗国家主动发动战争的权力.因为战争是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对人的生命、尊严、自由、财产和生存环境这些基本人权最严重的破坏.和平权被称做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目前我国学界都把和平权作为一项国际集体人权,但对和平权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真空状态,以社会契约论可对和平权加以初步论证.     

论价值冲突：基于对社会契约论的分析

作为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其中天然地伴随着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普遍地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各个阶段,它所呈现出的并不是马斯洛层次理论所说的金字塔结构,而是一种表盘结构,其唯一方式也并不全然是线性的逐级攀升。在类型上,考虑到时间与空间两大因素,可以将价值冲突分为人际冲突、群体冲突、自我冲突和代际冲突四种。对价值冲突的烈度构成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政治制度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教育宣传的质量和效果等。     

个性价值的政治肯认——论十七世纪“社会契约论”的价值归宿

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近代的“社会契约论”,最后在霍布斯、洛克的思境中找到了它应有的意义归宿,成为肯认近代“个人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政治理性。本文试图探幽入微,借助对这一概念运演的历史逻辑剖析,昭示出它在否定权力私有制的政治结构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并为其作为“文化错觉”而体现出的人类价值意义,提出全然不同于科学主义的合理性辩护     

从“立脚点”重思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的考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与费尔巴哈正式分道扬镳,并以“立脚点”的不同申明了新唯物主义的独特之处.由于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立脚点阐述的思辨性,后人对其观点的释读呈现出诸多歧见.对《提纲》第10条加以考辨,表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应该是指社会现实生活,并且应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中加以把握,这确乎是一个在历史实践中移动的“阿基米德点”.     

悲剧精神和圣经的融合与冲突

悲剧精神,即意识到人生苦难而又不断抗争的精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圣经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不仅对文学发展影响重大,还渗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以期呈现两种人生价值观,为人们如何面对自我的“存在”提供两种选择。     

《说文解字约注》成就述略

本文主要从校勘与注释两方面论述了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文章认为《约注》校勘精审、无征不信,是文献校勘的典范之作;在注释方面《约注》恪守传统训诂学的训释原则,从本字着手,阐发引申义,推求语源,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