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纲——与王瑞明先生商榷

作为湖北省历史学会的成员,我有机会参加了第一届年会上对《论李纲》①一文的讨论,最近又拜读了敬贤先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想法》(《江汉学报》1963年第7期)和王瑞明先生《评价历史人物应有哪一些“想法”?》的文稿(发表于本刊这一期——编者)。二文都是讨论如何评价李纲的问题的。读后,想把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提出来,参加讨论;并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发表意见,以便通过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共同探讨如何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如何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的问题。     

阶级分析是洞察孔子哲学的根本方法——与严北溟先生商榷

读了严北溟先生的“论‘仁’——孔子哲学的核心及其幅射线”一文,觉得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怎样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洞察孔子哲学?严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仅提出一些看法,请批评指正。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金圣叹是不反动的封建文人——也与公盾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一九六二年我写过《从“哭庙案”看金圣叹》(《光明日报》三月二十四日)和《也谈金圣叹》(《文汇报》十月十六日)两文。以后,公盾同志即在《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对我加以指责。这篇文章     

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再探討——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马数鸣同志写了《对方以智的哲学思想的再探讨》一文,并就此同侯外庐先生商榷。由于全文较长,本期先发表其第一部分,下期续完。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也说张大千--与陈传席先生商榷

张大千并没有破坏敦煌壁画,而是对敦煌有着积极贡献.张大千开创的泼彩是立足于传统、融合中西,为中国传统画开创了新的格局.一位艺术家要得到界内外的认同、得到历史的认同,不是靠某个人能够鼓吹的出来.     

也论历史感──与雷戈先生商榷

对史学理论特别的爱好使我经常关注全国各大报刊,如果能从中看到相关的文章,甚至看到立意较新的文章时,常常激动不已。一边由衷地感谢作者的研究,更感谢编辑的编发,一边又仔细研揣,每每都有意外的收获。新近读到《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刊登的雷戈先生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就是这样。同时．因为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的学习、教学中对“历史感”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看法①,所以对雷戈先生文中的观点疑窦丛生。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教于雷戈先生和史界同仁。     

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

夏侯玄《时事议》的核心论旨,是要理顺中央吏部、台省长官与州郡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所说"伦辈"、"辈类"诸语,是中正在品第人物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与曹魏三年一定品之制有关,意指列为同品。官品制度并非始于咸熙元年之后,而是创立于曹魏初年。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相差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性。自九品中正制一创立,中正之"品"就与"家世"有关,具有"门第"色彩。但"资品"之"资"不是指门资、世资,而是指资格、资历,与"家世"无关。     

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鲁枢元先生再商榷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文艺学也开始在中国出现、生存、发展。到现在,它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雨沧桑,走过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从瞿秋白、鲁迅到毛泽东,从周扬、冯雪峰、胡风到何其芳、陈涌,几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共同努力     

谈儒家的命与仁——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一命的见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封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孔子,是很重视这个思想武器的。孔子主张知命,墨子主张非命,两种思想反映着两个不同阶级的要求。有人说,孔子、墨子时代,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他们的思想没有阶级性,那是一种“非愚即诬”的说法。孔子主张知命,是代表剥削者君子的利益,不是代表被剥削者小人的利益,墨子主张非命,站立在剥削者君子的对立面,而把被剥     

文艺学与科学的思维——再与鲁枢元先生商榷

在《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一文中,我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差异,谈到鲁枢元先生贬抑科学的奇特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然后,我又讨论了我们在“本体论”、“第一推动力”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而探讨了文艺学与科学的宇宙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本文中,我将进一步展开我们在“物质”概念、世界的统一性等纯粹哲学问题上的分歧,並把论争的焦点移向鲁枢元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思维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与林锋先生商榷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并非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若是那样,不仅会造成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而且会降低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应是探究东方社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     

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

《圆圆曲》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它以强烈的民族感情,狠狠鞭挞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吴三桂,再加上它词采绚丽,用事典雅、音调铿锵,节奏宛转流利,因而几百年来流传不衰,成为“梅村体”的代表作。《圆圆曲》的故事究竟符合不符合史实呢?这个问题关系着如何分析评价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它到底是纪事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呢?还是架空虚构的传奇性作     

也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对许富宏先生商榷文章的再商榷

许富宏先生就《橘颂》的创作时间问题同赵逵夫先生的商榷 ,建立在两种误读的基础之上 ,故而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就目前文献来看 ,赵逵夫先生关于“《橘颂》是屈原举行冠礼时的明志之作”的观点是最有说服力的     

也谈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与晏智杰先生商榷

晏智杰教授在《学术月刊》(199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价格决定与劳动价值论》,对传统的价值与价格关系理论提出质疑。我们对文中的有些观点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加以讨论。     

也谈所有制与剥削现象——与韩东屏先生商榷

韩东屏先生的《论对公有制的价值判断》一文,以形象的比喻和通俗的语言,批评了“唯公有制为好”和固守公有制的传统形式的僵化观念,指出“我们之所以说公有制好”,“是我们认为公有制能最快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迅速增殖社会财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     

答《糖辨》——再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拜读了一九八○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揭载的吉敦谕先生新著《糖辨》,实在不敢苟同。同时又联想起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江汉学报》所载的吉敦谕先生的《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和本人因此而写的刊载在同年第十一期《江汉学报》上的《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不难看出,吉敦谕先生的这篇新著无疑是旧作的继续,因此,有必要予以答复。吉敦谕先生的新著,实际上并没有新内容,由于旧刊物现在很不易见到,我在二十年前对吉先生的旧著的评论是怎样说的、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是读者乐于知道的,因而我这里尽可能用我的旧作来答复。     

兰大顺问题再考——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时期,在云南和四川暴发的李、兰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还是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是不是兰朝鼎?假如不是,那兰大顺又所指是谁?这些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一九七九年十月,《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兰大顺问题考》一文(以下简称《考》),对李、兰起义史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兰义军首领为李永和与兰大顺。兰大顺不是兰朝鼎,也非兰朝柱,而是另一人兰朝璧;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在四川丹棱牺牲的不是兰大顺,但究系何人,文章未置可否。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同罗老商榷:第一,李、兰义军的领袖是李永和与兰朝鼎,不是《考》中所说:一八六四年在陕西称兰大顺、后据刘蓉奏稿又名兰朝璧的人。第二,一八六二年冬率义军由川东北入陕,后曾占领西乡、洋县、周至的,是兰朝鼎的族兄,义军兰朝柱所部。一八六四年在周至被多隆阿军所困而突围的义军中,称兰大顺的统帅也是兰朝柱。现将我这样判断的根据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