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客家移民与台湾社会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在早期移民中,客家人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族群,不仅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清代“湖广填川”移民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冲突 及其调控

清代"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给巴蜀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巴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发展。但因习俗差异和土地问题,土客之间,移民族群间的冲突频发;且人口的迅速膨胀,人地矛盾突出,过度开荒种地,又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清政府在处理土客之间,移民族群间的冲突中,其政策是积极有效的,但面对人地矛盾,其政策又是消极的,暂时的。     

定光佛信仰与台湾福客关系

定光佛是闽西的地域神明,它随汀州客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定光佛扮演着汀州客心灵上庇护与安定的重要角色,对汀州客的凝聚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定光佛信仰也逐渐出现融合现象,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祀,共享香火和祭祀活动。这种既继承又所改变的双重发展道路,是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必然结果。     

贺州族群互动考察

贺州族群间的互动是频繁而又复杂多样的。从语言互动来看 ,一方面它受互动族群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 ;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互动族群间的微妙关系。从婚姻互动来看 ,各族群之间的频繁互动极大地促进了族群的认同 ,通婚愈深愈广 ,族群关系愈深 ,民族关系愈好。从生产生活互动来看 ,解放前为土、客各族群间对峙期 ,解放后为各族群和平共处期     

清代台湾土著妇女的日常生活

清代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土著妇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不仅是耕织的主要承担者,而且在公共性社会活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并由此决定了她们在婚姻家庭中享受较大的权利。她们与汉族移民的联姻,又加快了不同族群间的融合步伐,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发展。     

尖山:一个客家村落17-19世纪的迁台

清代大陆向台湾的移民拓荒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考察了粤东梅林尖山客家村落17-19世纪的迁台活动,发现在移民活动中除国家政策导向外,包括山多田劣、移乡富贵的祖训等在内的因素构成了地方内在的外迁性。     

美国跨族群婚姻的经验分析与理论模型

跨族群通婚现象的持续增多,正成为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新动态之一。美国的跨族群婚姻在西部各州更为普遍,并呈现出族群层级结构特征。跨族群婚姻机会主要受到性别、人力资本、经济地位等个体特质以及族群人口规模与分布状况、群体规范与文化传统、地方性婚姻市场等结构约束的影响。学术界主要提出了"副产品"假设、地位交换模型、搜寻/互动模型、均衡匹配与婚姻市场模型等关于跨族群婚姻的理论解释,但这一领域尚存在关于其影响机制、婚姻质量、社会后果等方面的争议。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拓垦中番汉的合作与冲突

［摘要］就契约文书来看，清代台湾的番汉关系并非如有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汉人压迫番人的血泪史。番汉在贌耕、水利与治安等方面存在诸多合作，双方的冲突既小且少，主要表现为番租纠纷与侵垦霸耕。番汉合作与冲突的形式是由双方的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而非受清政府的操控。有的台湾学者刻意夸大番汉冲突之目的无非在于为台独诉求寻找法理依据。     

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义冢不仅体现了清代台湾的传统中国色彩,且可以作为今人探讨台湾社会特质的凭借.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侵垦与盗墓、勒索等方面.针对义冢的破坏,官方制定相关法规、坚持“息讼“原则、采用示禁的方法,民间则自行发展出一套约定俗成的处罚措施.然而,围绕义冢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台湾所独有,这体现出清代台湾与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较多的相似性.这些社会问题既反映出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色彩,也印证了其作为移民社会的移植性特征.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演戏探析

演戏是传统社会民间主要娱乐方式。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演戏,不仅是为了耳目之乐,而且承担了广泛的社会功能。演戏成为人神沟通及密切各移民群体内部关系的工具,在台湾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台湾演戏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拓垦与族群属性:台湾客家史新证

在台湾,汀州客家人是一个易被忽略的族群,而漳州籍移民多被等同于福佬人,潮州籍移民则往往被等同于粤东客家人。通过史料钩沉与考辩,论证了汀州客家人对台湾开发的贡献,辩证了台湾漳州籍移民中有较高比率的客家人,认为不能将台湾潮州籍移民简单地等同于粤东客家人,从而澄清了台湾客家史研究中的若干错误认识。     

冕宁县回平乡农村少数民族移民族群互动调查

文章基于对冕宁县回平乡内族群互动情况的调查,试图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移民村落中不同族群的互动是双 向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境下族群间的互动各有不同,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族群间文化陌生感的减弱,族群之间能达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交往格局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特点及和谐价值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具有即冲突又合作的特点。我国是一个跨界族群众多的国家,随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日益增多,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等方面的和谐价值也日渐体现。在当前构建多族群国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充分研究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和谐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     

清代台湾文献中的女性移民探析

清代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曾吸引了闽粤等地大批汉人前往移居拓垦。由于清初的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以及传统宗族社会对女性的渡台限制,致使女性移民人数远远低于男性,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更易禁渡之令后,两性比例失调问题才渐获改善。两百多年的移垦,中原女性移民从外貌、婚姻地位,到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兴衰,文化的移植、融合及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汉民族发展新论

汉民族秦汉横空出世 ,便开始了雪球滚动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涵了汉民族在与入主中原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汉族南迁在与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以及明代汉民族大迁徙和清代汉民族的大发展     

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序——以清代重庆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活动为中心

八省客长是清代重庆最具影响力的移民团体兼商人团体。他们曾经参与了大量的商业纠纷调处活动。本文利用清代《巴县档案》对于此类案例进行的研究显示:清代重庆移民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商业纠纷调处提供了比较有效的协调与缓冲机制,清代重庆的商品经济发展也使商业纠纷调处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遵从规则、理清事非、明确责权的独特模式。但是从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的具体做法来看,这一团体并没有成为独立于地方官府进行纠纷调处的公共权威,为迎合地方官府的利益诉求而牺牲公平、正义的情况时有出现。另外,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也反映出:清代重庆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元的规则体系,将国家制定法、商业惯例、契约、官府行政命令、道德观念等多种因素有机地整合于其中,但是当这一规则体系遭遇官府操控的潜规则时,却往往会被后者所干扰和侵蚀。     

朱一贵事件与台湾客家、福佬关系的演变

朱一贵事件是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事件中,同为潮籍移民,杜君英集团参加造反,而李直三、侯观德等一万二千余人则拥戴官府与乱民相抗,实与他们不同的族群属性密切相关,这对后来台湾的闽客关系总体上趋于恶化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