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空间演变的反思

文章首先以改进的Jeffrey Wurgler (2000)模型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然后基于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27个工业行业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实证.     

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分析

基于2012—2018年的省域数据,从资本投资视角出发,采用LMDI模型将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总效应分解为数字产业资本投资规模效应、效率效应和地区结构效应三个维度;采用σ收敛模型和绝对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采用条件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本投资效率和地区结构是短板,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条件β收敛。促进区域数字产业三个维度的平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驱动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     

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文章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和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了创新要素流动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R&D资本区际流动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而R&D人员区际流动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D资本区际流动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R&D人员区际流动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中,R&D人员区际流动对中部地区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资本区际流动对西部地区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分异与收敛机制分析

建筑业是我国重要的实体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建筑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时空收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建筑业相关数据，运用SBM模型测算建筑业生产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度建筑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通过分布动态学模型揭示建筑业生产效率的时间演进过程与空间转移路径，基于分位回归构建β收敛模型，刻画不同效率水平的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较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出现过极化现象，各地区维持固有水平类型的能力较强，不同水平类型间的流动性较弱；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较低水平处的收敛速度明显快于较高水平处的收敛速度。     

引进外资是否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的经验分析

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出现并驾齐驱发展趋势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讨论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这一重要命题。首先,梳理了引进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其次,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构建R&D资本、R&D人员和经济空间权重,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发现:(1)区域OFDI活动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OFDI对本地区OFDI具有明显"竞争效应";(2)短期内FDI对区域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长期内影响则表现"倒U型";(3)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证实FDI对区域OFDI存在三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最后,从协调两者发展机制、引进高质量外商资本和优化地区发展环境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SBM模型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

文章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采用SBM-DEA方法建立全要素能效测度新模型,分析比较了2003-2007年中国29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效率。实证结果表明：SBM方法的能效测度结果更能反映中国能源利用的真实水平;中国能源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节能形势严峻,各省份、三大地区之间能效差异显著,尚具备很大改进空间。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实现中国地区全要素能效的趋同将是新时期一项重要任务。     

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文章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区域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趋势;进一步构建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在空间分布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在时间变化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从异质性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生态效率促进作用的发挥。     

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分析

发展新经济是中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文章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61项指标的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加权变异系数、Moran’s I等方法揭示了新经济发展的时空演进态势。研究发现：新经济呈稳步发展态势,相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占新经济的比重更大。新经济发展的高值区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经济发展的高地。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主要表现为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环境差异是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四大地区内部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具有重要影响,四大地区新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来源具有异质性。     

双向FDI协同、区域绿色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改进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效应的增强不仅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还会提高相邻或地理属性相近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这种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积极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发展效率测度方法研究

为定量测度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各级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发展效率,以容量耦合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系统及其耦合发展效率测度模型。以2010年度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对中国31个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发展效率进行实际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发展效率依次降低;31个省份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安徽6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领先于区域经济空间的发展效率,其余25个省(市)的发展效率则滞后于区域经济空间。     

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叠加区，定量评估该区域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发展驱动力，对深入研究制造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ESDA分析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技术进一步研究影响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的驱动力。结果表明：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对该区域内不同城市群组团数字化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表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提高，而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特征；在低生产效率边缘区域分布有若干高生产效率节点型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性”和“极化”特征；数字化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正向外部效应。经济发展动力、互联网发展动力、移动互联网发展动力、服务业支撑力和信息技术投入驱动对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解释作用较为显著，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数字化...     

中国物流业FDI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其驱动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了物流业FDI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从时间和空间双维度探讨各省份物流业FDI驱动因素的作用力。结果表明:2006—2019年,各省份物流业FDI规模明显提升,空间分布具有鲜明的梯度特征,且差异逐渐扩大;物流业FDI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省份位于High-High集聚区域和Low-Low集聚区域,表现出空间上的"马太效应";物流业FDI多维驱动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时空非平稳性特征,各因素在不同时点和地区对物流业FDI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波动性较大。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分析

文章运用DEA方法评价"十五"期间中国各区域的环境效率,通过将区域发展中对不同类型资本(区域发展依赖三类资本,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依赖作为投入,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作为产出,综合评价区域环境效率。     

空间外溢视角下的协同创新与区域产业升级

本文从空间维度廓清了协同创新对区域产业升级的空间外溢机制和外溢效应边界形成机理。采用中国分省区面板数据,利用地理距离和社会经济特征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的空间杜宾(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协同创新对产业升级既有区域内溢出效应,也有区域间溢出效应。空间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创新要素区际流动来实现,且呈现出地理距离衰减特征。进一步考虑地理区位特征差异发现：空间外溢对产业升级的带动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本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认识协同创新作用机制,对推动区域间良性互动,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科技金融效率,运用Dagum基尼系数解构科技金融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采用Kernel密度考察空间演变趋势,通过测算Moran’s I揭示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效率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科技金融效率总体区域差异整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在Kernel密度估计中,中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而其他地区不稳定,有强烈的极化趋势;近年来邻近省份科技金融的发展对本地科技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     

广东省市场潜力空间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

文章采用公路交通里程作为区域间距离测度指标,构建了广东省县域经济市场潜力测度样本集,在分析市场潜力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相关性基础上,基于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潜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广东省市场潜力具有以“珠三角”为核心的环状阶梯分布特征,并且核心区域梯度变化明显高于外部区域;(2)广东省市场潜力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并且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3)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仍然是广东省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4)广东省经济发展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程度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6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考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游最高,中游次之,下游最低,且呈“M”型双峰分布,两极分化严重;（2）绿色发展效率重心迁移分为“2003—2009年北向迁移”“2009—2012年西南向迁移”和“2012—2018年东南向迁移”三个阶段,且东西区域不平衡性突出;（3）总体上,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年降水量促进作用显著;（4）空间差异上,科技投入的抑制作用、年降水量的促进作用在中游较明显,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阻碍程度大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抑制程度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除个别地区外整体呈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