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数据的类型化规制及其立法落实

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扩展造成立法对公共数据的规制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等困境,应通过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分别设置各类公共数据规制内容的方式消解。通过解构公共数据的公共性要素,可以提炼出基于数源主体与数据内容公共性程度差异的分类标准,并据此将其分为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四类。各类公共数据的规制内容体现为根据其属性特征确定的强制性义务。具言之,政务数据应负担完整的数据共享、开放和管理义务,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应负担数据共享、开放义务和较高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应负担数据共享义务和适度的数据管理义务,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只需负担数据共享义务。藉由分层嵌入规范对象的立法安排可以有效落实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的方案,规避公共数据集中立法存在的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彼此失调的体系性矛盾。     

公共数据开放与价值利用的制度建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亦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实践积累上来看，以公共数据开放为抓手推动中国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已经成为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必然选择。但目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数据开放仍面临数据可用性较低，底层基础能力不完善，产品和服务单一，市场生态薄弱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公共数据开放中的数据高效率调用以及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所以，需立足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及公共数据利用的实际情况，考察国际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实践，以探索数字经济下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制度体系构建。     

论有偿使用制度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展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资源，公共数据是中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数据类型。有效利用公共数据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在文献基础上，基于辩证法发展观视角，结合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实践现状，指出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是阻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能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并对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的争论进行了回应。据此建议：建立公共数据分级制度，为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奠定基础；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公共数据收益；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体系，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供给多元化；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机制，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批判

"法律人格扩展论""人工智能发展论""有限人格论"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的三大论据。针对这些论据,可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展开批判。首先,在法律人格理论层面上,"法律人格扩展论"的主张不合法理。法律人格发展至今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内涵外延无法涵盖人工智能,法人亦与其背后的自然人密切相关。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发展论"的幻想不切实际。现阶段人工智能虽具自主性,但不具意识、意志和理性。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亦绝不能成为法治的注脚。最后在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制度构建层面上,"有限人格论"的设想无法操作。其无法解决具体制度设计中的矛盾,无法实现法律的作用,且不当转移了责任风险,最终将有害于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     

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财政对民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矛盾。引致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理念以及与价值理念相应的"公共性文化"与"公益文化"理念的支撑。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确立"公平公正"、"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公民权利"的公共福利新价值目标,通过价值文化背景的改善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重塑一种新的符合民情民意与"民生本位"价值理念的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实现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理性"合作与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并促使能够充分体现"公益文化"与"公共性文化"理念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论国家与公共数据的法律关系

公共数据是公共机构履职中生成、采集的各类数据资源.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国家作为公共数据的主要监督者和使用者,负有实现公共数据价值的责任.国家可以直接沿用中国《宪法》保护公共资源的国家责任管理维护公共数据.国家可以延展公共资源"管理—规制"权力,对内管理系统内的公共数据资源,对外规制开放后的公共数据资源.国家通过规制公共数据使得人民可以参与管理公共数据,形成公共数据共建共享共治模式.     

从利益构成要素视觉看环境法调控的利益矛盾

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范畴,由利益主体、客体及中介三要素构成,利益的本质是一种矛盾。根据利益构成要素的不同,可把众多的利益矛盾分为: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之间的矛盾;利益客体之间的矛盾;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矛盾。从利益构成要素角度看,环境法调控的利益矛盾具体包括人口与资源间的矛盾;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间的矛盾;公益与私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从利益构成要素视觉分析环境法调控的利益矛盾对环境法部门建设及和谐社会下的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

公共数据类别多元化、开放方式多样性与普惠性要求与数据安全治理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当前公共数据开放安全治理存在多重局限,包括强调公共部门而忽视社会主体的安全治理责任,安全保护义务的宣示化,技术规范的缺失,难以满足公共数据要素化下的安全治理需求。从消解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的冲突出发,针对公共数据开放的特征应注重回应性的安全治理。在方法论上强调合作治理、比例治理和技术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注重从公共数据梯度开放、安全义务的比例分配、技术治理的规范保障与安全合作治理的机制跟进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完善。     

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背景下的政府职能

随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而目前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增长远滞后于公共需求的增长,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有限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吸收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公共产品供给,使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都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上、不同领域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这一变化的趋势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缔造一个多元合作的良好氛围。因此政府要主动推进职能转变,给自己进行明确定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合作和共赢的机制,以期走出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医患法律关系刍议

医患法律关系应定位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合同法律关系。上述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种 要素。医患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应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从SARS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

针对我国在SARS防治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公共危机管理行政法律主体缺位、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缺乏法律依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提出了制定《公共危机管理基本法》,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依法确立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主体,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明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对策。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内生动力、制度困境与法治保障

公共体育设施共享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我国体育设施建设相对匮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推动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必然路径。公共体育设施共享包括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主体向公众开放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以及公众协同、有序使用公共体育设施的行为。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的现实矛盾以及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合理诉求共同构成了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需求动力,使用时间的交错性及空间配置的互补性则构成了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供给动力。通过梳理我国现行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相关法律,发现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机制方面仍存有缺失。从法律保障机制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法律保障力的匮乏;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直接规范依据不足和配套性规范的约束效力不足。在共享价值指引下,应从构建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法律保障机制和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法律规范体系两方面着手引导规范实现:在建构法律保障机制时,应以信息传导、责任分担和绩效考核三大机制为切入点展开建构,进而逐步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共享水平;在完善法律体系时,应通过“立、改、废、释”的法律手段实现配套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协调性,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制定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单行法规范,提高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相关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廉政视域下的利益输送:内涵要素与发展演变

国家廉政建设语境下,利益输送是一个特定的廉政用语,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性使用,其外在表现为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将公共利益转换成为私人利益的活动过程,是一种新型的腐败现象。利益输送的基本架构可以从主体要素、客体要素、权力要素以及行为要素等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利益输送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可将其概括为主体团体化、方式复杂化、领域新型化、数量巨大化等。实践表明,利益输送活动愈演愈烈,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腐败活动中一种较为显著和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防止利益输送是预防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再论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经济法律关系是指经济法调整国家经济干预关系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同其他法律关系一样,经济法律关系一定也有其构成要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干预主体,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限,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经济"营消"行为和经济干预行为。     

公共经济视野中政府责任结构性失衡的法律调整

在公共经济领域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会因主客观原因而产生结构性失衡,出现政府缺位、越位及错位.这种责任配置的失衡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巨大,不仅加剧了公共产品经济中既有矛盾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新矛盾,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冲击,对此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急迫而重要.法律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应当建立有效的公共选择和公共约束机制.可考虑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依法合理解决公共产品的成本来源问题、依法制约政府利用制度供给的垄断地位而产生的种种失范行为等路径进行法治设计.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协商民主理论对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有独特的吸引力。协商民主的主体间性与交往行动理论有助于社会矛盾冲突双方互信合作机制的创新;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精神有助于社会主体偏好的转变机制的创新;而协商民主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对社会治理中共识优化机制的创新有重要启示。     

社会结构性矛盾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社会转型中法律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断裂社会"中.由此导致的所有制的多元化矛盾、公共职能的国家化与社会化矛盾以及城乡分治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矛盾,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中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是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关节点.现代法律秩序的创设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影响,还寄望法律秩序的结构性重构来框架出未来的过渡完成进程.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再研究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国际贸易会导致丰裕要素实际收入提高、稀缺要素实际收入下降。得出该结论的数学逻辑无懈可击,但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矛盾的,和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实践也是矛盾的。通过本文的重新解释,矛盾得以化解:国际贸易导致丰裕要素价格提高,不是因为该要素"丰裕",而是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该要素的稀缺性提高;稀缺要素价格下降,也不是因为该要素"稀缺",而是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该要素的稀缺性下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迅猛增长而丰裕要素劳动报酬占比没有提高,其原因正在于劳动的丰裕性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