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

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史学界有关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四、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发展民族传统史学

20世纪以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史学是两岸学人的共同要求,努力从传统史学遗产中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精华,以发展新世纪史学,两岸学人从不同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新形势下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对于推进民族史学的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哲学、史学、文献学角度全面整理、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的时代,我们如何全方位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认为可以从哲学、史学、文献学三个角度入手。亦即:从哲学的角度, 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从史学的角度, 讲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 从文献学角度, 讲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本文以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本来的孖子: 〈论语〉新解》为例, 加以论证。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

“封建”泛化与封建话语的形成有关。该话语构造了现代史学的知识空间、表征结构与作为进化的直线时间观，与《易经》为代表的民族史学思维格格不入，但却渗透于现代汉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取得能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和支配的话语权。由此，用“封建”作为中国历史的断代词语，或者给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定性，都只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当代话语游戏而已。     

高校学报史学编辑素质浅议

史学编辑在高校学报编辑活动中居于自己的重要地位。首先，由于史学自身的特殊性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目的，要求史学编辑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能够甄别出史学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史学编辑还要具有强烈的精品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史学编辑“德”、“才”、“学”、“识”全面发展，以实现“编辑学者化”的目标。再次，史学编辑还必须具有一支过硬的笔，以便使史学论文既有其科学性、思想性，又有广泛的可读性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南社与国粹学派

国粹学派的核心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南社是近代先后成立的文化文学团体,它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情思有很深的联系。后来加入南社的黄节在国学保存会的经济、文化理论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叙伦、陆绍明在世纪之交建立“新史学”的思潮中,他们的史学评论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思想;黄节、陈去病、庞檗子等人的史学写作也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实绩。由此可见南社与国粹派的亲缘关系。     

荆轲形象悲剧意蕴的消解及史学价值的还原

荆轲形象是在史学观念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读者接受过程中由于偏离了史学的轨道 ,使得人物形象的壮美意蕴、人格意蕴和道德文化意蕴显出对立和消解的特征 ,造成了对文本意蕴的某种颠覆。因此 ,有必要还原形象自身的史学价值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追念祖先、崇尚“古训”、重视“藏往”、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坚持历史评判的崇高性五个方面。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是维系中国文化连续不断、百世流传的重要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论“问题史学”的产生及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受到各个学科的广泛认同,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表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得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追溯了“问题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阐述了问题史学的内涵;第三,结合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说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其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