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都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国际贸易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且国际贸易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技术创新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外商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境规制和劳动力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但将视角放在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层面的研究较少。为此,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和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估计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影响,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运用OLS、FE还是Tobit模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不仅直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路径分别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在上述的三条传导路径中,环境规制直接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大,直接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据此,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提出因地制宜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加大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对企业...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6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下中上游递减的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促进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以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其中环境规制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经验和证据。     

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并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分为区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两个方面,利用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的相互协调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中发挥调节效应,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9—2021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政策的内在作用机制包括吸引人才集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科教水平异质性和沿海特征异质性。     

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基于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而且评价、激励类政策工具比引进、培养类政策工具更能全面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基于区域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当区域制度环境指数突破一定值后,人才政策会更显著、更大力度地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引进、培养类政策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地区显著;评价、激励类政策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中东部地区显著。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安徽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城市2010—2020年的统计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具体作用。结果显示,科技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经济关联度高的城市之间表现出相互促进的作用;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考察,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科技创新能力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限制,尚未发挥出帕累托最优的效果。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