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

"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     

日本核电产业的演进逻辑: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

按照制度三大基本要素的功能和地位,战后日本核电产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以"规制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一阶段中,日本政府作为制度的垄断者,通过"强制性权力"把发展核电产业纳入了"合法化"的轨道。以"规范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二阶段中,作为利益复合体的"核能村"通过对核电优越性的广泛宣传,用"责任"、"安全"和"道义"的旗帜"绑架"了"反核"、"厌核"的"民意"。以"文化认知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三阶段中,日本多数"民意"是"弃核"、"厌核"和"恐核",然而日本对核电政策取向的"政治决策逻辑"并不会完全基于"民意逻辑"而得出,在能源安全架构中核电仍将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道德行为的原因、理由与解释

"原因"与"理由"都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传统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导致了其对"理由"的偏爱,背后则是"旁观者"的认知立场。与"原因"和"理由"相对应,对道德行为的解释包含"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这两重逻辑。诸多道德判断与道德辩护都是从"旁观者"角度遵从"解释逻辑"的"事后建构",这种偏爱"道德推理"的"事后的理由"远非行动者"行事的原因"。论文系统考察了"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在驱动力、主要功能、生物基础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并通过"逻辑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划分,阐释了道德行为中理性"复活"的机制,尝试弥合两种逻辑的对立,以构架更加基础的道德行为解释理论。     

殷周金文实词虚化研究

殷周金文中的一些实词虚词并见现象,为探讨上古汉语实词虚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证语料。从词义虚化的路线看,有经历了"动词→介词→连词"发展过程的,如"暨"、"及"、"以"、"用";有经历了"动词→介词"发展过程的,如"于"、"在"、"从";有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范围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咸";有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关联副词"发展过程的,如"既";有经历了"动词→范围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具";有经历了"动词→频率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復";有经历了"否定动词→否定副词"发展过程的,如"亡"、"无"。     

在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试论北方口语中“等”类话语标记

北方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包括"等"、"你等"、"等到"、"你等到"、"赶"、"你赶"等。话语标记"等"是由动词"等"虚化而来的,它经常与"你"、"到"等连用,因此"你等、等到、你等到"都演变为话语标记。同样,话语标记"赶"由动词"赶"虚化而来,由于经常与"你"连用,"你赶"也演变为话语标记。由于"等"、"赶"等话语标记功能相同,因此统称为"等"类话语标记。"等"类话语标记具有元语用功能、话题转接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表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顺序的元语用意识。我们还把自然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与书面语中的话题转接标记"至于"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及分布上的细微差别,认为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适用语体的不同。     

“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On Ethnic Groups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aiwan

在台湾,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原住民的研究。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成为"台独"势力依托"省籍矛盾"、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论“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梦”有效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探究

提出"中国梦"的"文化复兴"意蕴,是因为文化复兴是整个文明复兴的内驱力,而且文明发展对当前文化复兴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特征"与"中国梦"的特质有内在一致性,比如"推行王道、天下一统"与"中国梦"复兴统一内涵的一致性;"协和万邦、走向共赢"与"中国梦"世界眼光的一致性;"身心一体、通达天下"与"中国梦"、"个人梦"相互关联的一致性;"生命延续、文化传承"与"中国梦"不懈追求的一致性。从传统文化角度强调"中国梦"特质有重要价值,一是激发"中国梦"的文化寻根意义,二是凸显"中国梦"的文化转型意义。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

以文学成熟时代的眼光看"谣"、"谚"、"歌",它们与诗无大的不同。因为成熟的诗歌,只凸现文本。但无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还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出发去考察,都会发现,先秦时期"诗"的概念与"谣"、"谚"、"歌"有很大的差别,而与"颂"十分接近。按产生顺序来说,先有谣、谚、歌、颂,然后才有"诗"。因为"诗"有"志"、"持"二义,所以又有主"志"之诗与主"颂"之诗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的"诗"亡,然后有"辞"的出现。从这些概念的分合中可以看出,先秦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谣、谚、歌———诗(志、颂)———辞"三个阶段。     

“周公居东”为“东征说”申论——基于对上古“东”的历史地理考察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的理解应以"东征说"为准,但关注"东征说"的诸家缺少对"东"的关注。"周公居东"之"东"应为区域地名,非单纯指代方向。起初,"东"的范围靠近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其后周王朝的东进使得这一区域开始逐渐向东方延展,最后至海滨地区。通过列举与"周公东征"主题相关的铜器铭文,并按照一定顺序加以联系,可知"周公"的行军路线是以关中、东都洛邑、朝歌、三监故地、成、奄、薄姑等为主线的,这条前进路线与经典中"东"的范围极为切近,区域"东"为前后联动的中转站,前后呼应、横贯东西,最终助力周公完成东征大业。"东"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在秦汉之后亦有显现,秦汉时期"东郡"的设立与先秦"东"有密切关系,而"东郡"在秦统一六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周公居东"之"居东"应解释为"东征"。     

“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探析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对"天人合一"观念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现代意义研究较多,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维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从思维模式上,揭示"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传统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与"人"混元之一的"合"的状态出发,承认"天"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但没有走向对立、分离,却走向了"合一".     

张载哲学中的“大人”与“圣人”

在张载那里,"大人"与"圣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成就圣人"的道路并不意味着一种工夫的同质进行。张载认为成就圣人必须从"知礼"的"思勉""勉勉"工夫做起,久之熟后可以"成性"而圣,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摆脱"礼"的"方体",领会作为"无体之礼"的"天地之德",从而由"持礼"之"大人"成就"制礼"之"圣人",亦即"虚心""心化"。"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一天人"工夫中隐藏着"思勉"和"自然"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所牵涉之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了整个理学史。     

美学标准和宇宙大道的同一——解说《文心雕龙》的“人文”之惑

《文心雕龙》中有关"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刻暗示着有关于"文"的两种"世界观":其一,文艺乃肇始于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人"生命一体化"激情的表达,它内在地包蕴于有文字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物当中;其二,则是人的"理性抽象"的创造行为,它是人类所有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即"道",是"道"实现"有"与"无"转化的文辞媒介;"本体之道"与"本体之文"是同一的,它们共同导源于"无",渗透并充盈于自然万象的无限"形而下"物象当中。     

“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叔本华宗教哲学思想论

在叔本华"自我救赎"的三种途径中,"意志"经由"审美静观"中的暂时解脱,到"践行美德",从而打破"个体化原理",最后"意志"通过"禁欲"达到对自身的扬弃,使主体完成从"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转换。人并非由于"上帝"、"理性"而践行美德,更与"尊严"、"价值"无关,只是为了人自己可以摆脱不幸与苦难。叔本华的宗教思想突出了"自我"在救赎途径中的重要性,人只有通过"践行美德"才有希望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     

建国初上海典当业改造回眸

一 在经济史学界,一般将我国历史上南朝时期寺庙所经营的当铺视为我国典当业的开端。以后,虽然历朝历代对典当机构有不同的称呼,如"押店"、"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当铺"、"典当铺"等,但其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在我国传统的乡镇社会中,典当业一般规模较小,过去多被称之为"小押典"     

中日“寻根”视域下的别样“雪国”

20世纪,中日都出现过"寻根"文学潮流,其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与中国东北作家均将"根"寻向民族的"雪国"。但文化有异,"雪国"自然别样。受"物哀"文化影响,川端康成的"雪国"风景"静美";中国"雪国"则峭拔"壮美"。对待生命,日本崇尚"消亡美学",《雪国》表现出对死亡的赞美;而中国人"贵生",东北"雪国"人珍惜生命,自强不息。对待爱情,川端康成将爱情看做"徒劳";中国"雪国"则抒写着爱的"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