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诠释理路

在日益成为哲学界"显学"的西方诠释学的冲击下,国内哲学界进行着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但是.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而是清理本有的学术资源,进而确立合理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讲,治中国哲学史可采用两种理路:一种是"外在诠释",所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与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内在诠释".所注重的是哲学概念与义理之间的演变与迁延.两种理路虽无优劣之分,但"外在诠释"应是治思想史或治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治哲学史的方法.因此,在治哲学史时应采用"内在诠释"方法.只有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可进入到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问题.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走向跨文化解释学

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一种不同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跨文化解释学.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倡导者雷蒙·潘尼卡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为跨文化解释学及其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模本.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跨文化解释学:从动力来说,跨文化解释学首先应以当前人类生存的跨文化处境为外在推动,以人在自我理解上的跨文化信念为内在驱动.在性质上,由于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跨文化解释学是一种历地解释学.在方法上,跨文化解释学则需要以"对话的对话"为基本的方法论,也即一种区别并超越"辩证的对话"的新对话型态.在目标上,跨文化解释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更新和相互丰富.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马克思司法解释思想探析

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司法解释思想,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出发,马克思的从认识到实践的活动就是解释活动.从法律到具体案件的司法活动就是司法解释活动.实践性、历史性、辩证性、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司法解释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应在司法解释乃至解释学发展史中应有重要地位.     

诠释学与修辞学

像逻辑学一样,修辞学在古代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学在科学中占据显赫位置,而修辞学则渐次失去昔日的重要性。诠释学的兴起,使得修辞学恢复了真理要求辩护者的身份。修辞学不仅谈论美,而且有益于真理的探求和善的获得。修辞学因此正在经历着一场盛况空前的复兴。科学逻辑独霸学术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修辞学在当代已从哲学的辅助性学科上升为主导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