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

"忠"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先秦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春秋时期,"忠"观念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兼具君德、臣德、朋友之德等多重内客.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含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观念的首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同时,忠孝关系也成为战国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在二者的优先性问题上经历了从孝先于忠到忠先于孝的转变.     

先秦时期渎职犯罪考察

中国古代渎职犯罪起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渎职犯罪立法与夏、商、西周时期职官的世袭制密切相关,即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渎职犯罪的政治根源,在制度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渎职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打击职官的渎职行为,夏、商、西周时期都对官吏渎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反渎职立法对当代中国的渎职犯罪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应该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完善打击渎职犯罪的立法,强化权力监督机制,从而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五四时期胡适论妇女

五四时期是我国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胡适 ,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武器 ,在批判传统妇女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他的妇女观 ,对五四时期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重新定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但由于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固有的妥协性 ,又使其妇女观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先秦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刑法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的设立,国家机构已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国家也派遣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掌管行政与司法事务,使国家刑法开始通过惩罚地方官吏及少数民族首领的犯罪行为而在此地区适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部落如夜郎国已有自己的刑事成文法,与其他部落内部存在的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多元化状态。     

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之多维度比较

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学派基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思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流幸福观。本文通过对先秦各家幸福观的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以及个人维度与社会维度的比较研究,厘清了其幸福观的主旨和诉求的内在差异,并创新性地将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的共性价值取向概括为"内求于己、知性自足"。先秦时期主流幸福观的多维度比较为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各个层次的幸福价值取向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根源。     

先秦时期西安音乐文物述略

音乐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其与政治、道德、教化等融为一体,所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作为世界文明古城,西安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一个有着悠久音乐文明的城市,它不仅保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而且还存有丰富多样的地下考古实物,这些实物多角度地展示了西安音乐发展的活的历史。深入研究西安音乐文物,了解古代音乐文化生活,对今天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以及西安音乐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先秦管理权威论

许多先秦学者在研究管理问题时,对管理者管理权威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民众为何需要受人尊崇的管理权威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管理者权力和地位是源于民众利益的需要的见解,指出了管理者要树立管理权威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一根本基础.     

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

先秦盟誓依照参加人员可分为天子与诸侯间、诸侯国间、诸侯国君与本国卿大夫间、诸侯与少数民族间、诸侯国君与国人间、卿大夫与卿大夫间等种类的盟誓 ;依照盟誓性质可分为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等种类 ;依照盟誓的仪式可分为血盟和非血盟两种 ;还有伪盟、重盟、强盟、改盟、和匮盟等情况。盟誓的仪程则可分为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歃血、拜盟等 11个程序     

转型期的浙江妇女社会性别观念

本文以浙江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为依据,重点分析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浙江省妇女"对自我能力的认可"、"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和"女性的自立意识"等有关社会性别观念的现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社会转型对妇女社会性别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简论先秦时期的重农思想及其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思想。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经发生并不断发展。三代时期,圣贤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李悝、商鞅、管子等的重农思想及重农措施,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总结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民的双重形象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民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形象。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先秦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赋予了君主制存在的价值,民心的向背决定统治者的成败。这时的人民形象是正面的,看起来十分神圣、高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又多次强调人民道德低下、愚昧无知。这时的人民形象是负面的,看起来十分卑劣、渺小。人民的这两种形象可谓是判若云泥。一些学者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人民正面形象的言论是一种政治修辞,神圣、高大的人民是虚构出来的一种幻象,其真正目的是为君主统治服务。人民作为整体好似被先秦儒家推崇,而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则被先秦儒家轻视。负面形象才是先秦儒家对人民的真实看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先秦儒家既承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又珍惜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先秦儒家认为人民的真实人格呈现出依附性的特征,既可为良民又可为莠民。这要取决于人民所处的政治环境。     

五四时期的妇女话语

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为蓝本,我们可以对五四时期妇女问题的由来进行追溯,对当时关于妇女问题实质的不同阐释进行勾勒,对关于妇女解放的各种思路加以检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从问题延伸到话语,尝试地还原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众说纷纭的历史场景,并予以分析和解构.     

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随着战国时期先秦宗法社会结构的瓦解,秦汉社会有一个宗族重建的过程,西汉武帝以后的选官制度为累世经学者提供了经学入仕的条件,继而四世三公式的官位世袭为世族的稳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他们得以重建宗族的势力,到汉末终于完成了秦汉宗族社会结构的重建工作,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更使这种宗族把持政权制度化,进而形成士庶天隔的新的士族社会结构。     

先秦诸子"愚民"论考辨

先秦时期"愚民"的主要内涵,涉及知识、性情两个方面。就知识方面的"愚民"而言,先秦诸子普遍认为社会大众在是非辨别、利害判断方面存在愚昧无知的不足。"民愚"判断既是先秦诸子政教思想的社会基础,又是一种最早的国民性批判。性情方面的"愚民"则是先秦诸子理想社会状态中的民风民俗,蕴涵着先秦诸子对现实"狡诈奸猾"社会风气的强烈批判意识,不能简单地认为先秦诸子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提倡"愚民"、"反智"。探讨先秦诸子,尤其是几乎已成学界公论的法家"愚民"思想,应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作一具体分析,反思"愚民"论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先秦诸子"愚民"论的话题,不仅关涉对先秦诸子思想内涵的重新认识,而且对于提升当代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亦不无裨益。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简说先秦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及其基本特征

政治文明,其外在表观形态,主要是指与社会生活发展基本一致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有关指导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观念的更新.每个时期的政治文明发展有其符合历史与逻辑的主导趋势,它规定着当时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对它进行认识和分析,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当时历史社会的基本状况,理清历史发展的线索,揭示政治活动的规律,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根据先秦时期数词组合方式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并结合其他方面断代的条件和标准，本文论证了《逸周书·世俘解》是武王克商后不久的作品；今文《尚书》、《仪礼》经文、《春秋》、《周礼》等是战国前期之前的作品；《周易·系辞》、《穆天子传》等是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作品。其他有争议的作品中《左传》、《国语》应是战国中期的作品；银雀山竹简《吴问》应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论先秦儒家的审美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认为,审美教育是实现人性完善和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音乐以其节奏、旋律、秩序等和谐的形式影响人的心理结构,使人的感性生命节律化、秩序化,使人的情感快乐、真挚、丰富、超越;同时,音乐的结构还与政治异质而同构,社会政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的音乐境界;音乐的形式结构及其运动也象征着化育长养万物生命的宇宙之道。先秦儒家通过审美教育追求人的感性欲望与精神生命之间和谐、有度、中庸,追求社会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音乐化境界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的物质功利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平衡,对于政治、经济、科技、管理中以人为本,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先秦儒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 ,认识到道德教化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排斥刑罚强制力量的作用。提出了“德刑并举 ,先德后刑”的礼法思想 ,并且考虑到了执法者“人”的因素。这对当代我国重视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