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峰山:田野追踪与研究拓展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35千米处,主峰大云坨海拔1 291米,雄居于“小西山”诸峰之上.这里不仅有奇松怪石、清泉飞瀑等自然景观,更因香火不绝的碧霞元君信仰而素有“北京第一仙山”的美誉.闻名遐迩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灵感官、回香阁、玉皇顶三座庙宇群,依山取势,参差错落,14座殿堂中分别供奉着儒、佛、道和民间崇信的各种神祗.从清康熙帝敕封“金顶”庙会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有数十万香客朝顶,数百档香会进香献艺.这里也因此成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除了作为民众的信仰中心,这里还因1925年顾颉刚等5位学者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而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祥地”.2008年,妙峰山庙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其承载了民众生活的历史与记忆,这里又成为了传承民间文化的“风水宝地”.     

重阳登山正当时

重阳节最适合登高望远,全国各地有很多适合老人攀爬的登山线路——北京:妙峰山上寻古香道妙峰山是帝都"八顶"之一,是距京城最近的千米高山。沿着担礼到涧沟村的盘山路上山,道路平坦,风景秀美,还可观赏古     

妙峰山上付玉军

妙峰山无疑也是门头沟区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自明代以来妙峰山就以其天仙圣母娘娘庙的灵验而闻名。一年一度的民间花会以及相传是500年前栽植的玫瑰园更是引人入胜。     

天津近代文化的双重性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代天津文化的特征是“开放”，还是“保守”？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代天津文化实际上具有“开放-保守”的二重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对西方的抵制情绪；而开放带来的交流与接触，又使天津民众更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交流又抵抗的状况渗透在天津文化中，就形成了天津近代文化既开放又保守的双重性特征。     

妙峰山香会组织与碧霞元君信仰——基于三个香会组织的调查

妙峰山香会组织每年结队朝顶,是北京地区声势浩大的民俗景观。文会主要为金顶、神庙与朝顶香客提供义务服务,不取报酬;武会,是相对于文会存在的另一类香会组织,以献艺、娱神为其活动内容,因此又称"走会"。通过对三个香会组织的访谈了解,分析组织构成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探讨香会在现阶段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香会对碧霞元君的信仰状况等。     

沉郁与欢娱:唐长安节假日里的佛、道之争

在唐代都城长安,七月十五中元节宗教体验大多是在佛教场所进行。节假日当天民众对佛、道二教的不同参与表明,佛教以"盂兰盆会"对报父母恩的强调,备受民众欢迎,而民众对道教出于谢罪自省的中元斋会则相对冷落。佛教凭借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找到了民众孝顺父母这一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吸引了更广泛的信众,从而在中国岁时文化方面,相对道教取得了成功。此外,"盂兰盆会"仪式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重建,也是其自身吸引力所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加以全面整顿和严厉管制,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大为收缩,功能极度弱化,几乎沦为政治权威的附庸,与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不是"不要"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相反,执政党及其政府存在着将所有民众纳入相应团体"为我所用"的强烈冲动.政治权威对于民间组织的监管,实行党政双轨制,其中又以党为主;执政党对民间组织的介入途径,则公开和秘密并行.这种组织管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相互关系.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民国时期城市民众教育馆发展研究——以武汉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武汉地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特别重视民众教育事业,民众教育馆发展较好,特别是在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发展活跃,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主体,活动开展丰富多样、工作进展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中的新闻传播因素分析

台湾政治转型之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发生了重大变迁。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受到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新闻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信息多元化、政治议题设置、政治话语和媒体立场构成了新闻传播影响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变迁的基本因素。以政治信息多元化分裂民众政治认知为逻辑起点,新闻传播通过政治议题设置引导公共舆论,以"台独"话语霸权影响民众政治话语,以媒体立场劝服和改变民众政治立场等方式,导致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     

论安徽人对天津近代化建设的贡献

在近代,随着淮系集团的崛起,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创建了一批近代工商企业,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为天津地区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人的饮食风俗

清人的饮食风俗,是清代社会生活风俗体系的基本“元素”与重要构成部分,而清人的饮食结构与方式、百姓的饮食生活、它们的发展与演变,既是体现各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展示清人社会生活风貌演进变革历程与轨迹的活“窗口”。     

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葩——清代前期天津地区僧俗文学雅集活动

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培养,天津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发展,到清代前期,天津地区普遍出现僧俗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学雅集活动的现象,僧包括和尚与道士,俗主要表现为文人,他们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以各种形式聚集,促进了当时天津僧俗文化的发展,是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文主要探讨了僧俗雅集的三种形式以及活动背后的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并对僧俗结成诗社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展现当时天津地区文化繁荣的一面。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条件下的燕赵文化与封龙山文化——河北省著名文化学者梁勇先生访谈

2016年盛夏时分,我们对河北省著名学者梁勇先生就燕赵文化和封龙山文化进行了深入采访。梁勇先生详细介绍了燕赵文化的地域特性、文化构成和文化特点,指出燕赵文化是京津冀历史上博大精深的文化精华和重要的文化镜鉴,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形势,用燕赵文化唤起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共识和文化本底的归属感,在文化共识、文化共同归属感的基础上,提高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文化协同。同时,梁勇先生也为石家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何依托封龙山文化、传承封龙山文化建言献策。     

从思想主张到政府决策——晚清“自开商埠”决策过程研究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自开商埠”思想便已在魏源等人的言论中初露端倪 ,但当时多数国人对此尚难以认同 ,致使魏源等人的主张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找不到知音与同调。《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中外交通益加频繁 ,“商战”呼声高涨 ,思想家郑观应、陈炽等人明确提出“自辟商埠”的主张 ,朝廷为对付边疆危机 ,在“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国防战略的指导下 ,主张将自开商埠政策用于越南等“藩属”国家 ,成为中国自开商埠的前导。甲午战争之后 ,受日本全境对外开放的影响 ,加之偿付赔款需广开财源 ,在朝野上下的极力主张和维新运动的推动下 ,自开商埠终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 ,付诸实施。     

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

自宋至清,每个朝代都有相当数量的岳飞题材文学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前后承袭借鉴之处,同时又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宋是岳飞故事虚构之始,岳飞题材元杂剧表现出公案化的特征,明代前期的岳飞题材传奇大力提倡忠孝思想,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岳飞题材小说戏曲则表现出崇实翼史和虚实相半两种倾向。     

从诉讼观念看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官民互动

在清代地方司法体系中,官与民是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诉讼观念深受传统的"私人本位性格"的影响,同时也印有权威依赖和民本思想的痕迹.他们对待诉讼的态度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任何一方作出的选择,都是对对方行为的反馈.官与民的互动在利益权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选择,从而实现清代地方司法追求衡平的宗旨.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朱鹤龄性情观述评

明清易代之际,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再度高扬,很多有志之士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也有一些人采取逃避隐居的办法面对现实。然而清朝的政局日益稳固,复明的希望日益渺茫,能否坚守气节,能否保持性情,是很多遗民面临的艰难考验。为此朱鹤龄提出了要保持性情之正的说法,希望大家守住气节,心存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