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思想探究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孟子所谓的人性的善主要指人性的＂四心＂,即四个＂善端＂。孟子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性善论＂作了规定和论证,并指出了后天道德修养对保持人之善性的必要性;＂性善论＂思想中对人的社会属性、道德自觉性的重视等思想,为后世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佛教的善恶观及其与世俗法律之善恶观的比较

善是佛教所追求的价值之一,善在佛教的理念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性的说教,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行善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得快乐或良心得安,而是为了出离三界之轮回,达到终极解脱。佛教的善恶观有其独特之处,其与世俗法律维护善和正义的善恶观不尽相同,文章将在分析佛教的善恶观后对两者作一比较。     

先秦儒家与伊斯兰善恶思想的比较

先秦儒家的善恶思想主张与人为善、仁爱向善,提倡仁义礼智、诚信求善以及内省行善、礼乐教化的道德实践。而行善是伊斯兰伦理的出发点和基础,伊斯兰主张信道为善,提倡仁爱、诚实、宽容、施舍、谦虚等善行和美德。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教的善恶思想虽有差异,却更多地表达出止恶扬善的共同伦理诉求,既为构筑当代伦理文化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又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增强民族团结和促进社会的稳定。     

试论我国现当代社会中个体道德实践的选择性行善

在我国现当代社会中,选择性行善因受传统道德观念与道德心理的影响而受到质疑和排斥。选择性行善乃是现当代社会深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当代社会基本理念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之自由理念的要求。接受、赞同与支持选择性行善,既是对每一个体道德自由的切实尊重与落实,也有利于个体道德个性的发挥、个体道德的成长发展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全面性。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论《管子》的道德修养思想

《管子》的道德修养思想内容丰富且逻辑严整,它基于对现实人性的体察,指出人们只有借助＂以心知道＂＂自省其过＂＂谨禁微邪＂等修养路径,方可成就＂因物之性＂＂因时而变＂＂无私公正＂的道德人格。     

世界主义视域下核安全与生态公正的价值联结

世界主义是以全人类个体道德关怀作为终极关切目标,由核实践引发的生态问题具有全球性,核安全是全球核时代人类生存发展普遍主义的善。在世界公民的道德关怀角度上,基于核安全与生态公正之间存在跨国价值取向,共享深层次的普遍主义价值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其价值联结为:同属于世界性的道德问题,是世界公民关注和追求的普遍价值。加强新的核安全体系的构建,促进生态公正以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跨越国界,响应世界主义伦理关怀,实行国际交流合作。     

亚里士多德“城邦善与公正”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善与公正的探索，为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道德资源。阐述了以城邦善的伦理精神建构公共管理，以公正的基本原则实现公共管理的观点，这对现代公共管理有着深远的启示，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合理、健全与公正——道德惩罚的三个维度

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既具有做好人和行善的潜能,也有做坏人和作恶的潜能。人们一旦做坏人和作恶,就要受到道德惩罚。为了保证道德惩罚的公正性,一般来说,需要从三个维度来考虑：第一,道德规则的合理性是道德惩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二,健全人格的主体是道德惩罚的对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第三,公正的道德评价是道德惩罚的保障,它具有社会的公平性。     

自然内在价值论辨

自然内在价值论者离开人来界定自然价值的根据和标准,这就是自然自身的、有目的的存在,即它们自己的＂善＂。这从语言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从主体角度看是空幻的,从价值评判上看是荒诞的。人类是唯一配享目的性和至善的力量,人类理性完全可以颁布生态道德命令,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建立平等、公正、仁慈的,即理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友好和谐。     

"董永遇仙"故事系统中傅员外形象的叙事分析

＂善＂与＂恶＂是对立的,理论而言它不可能体现在一人之身。然而,在＂董永遇仙＂这一故事系统中,不同叙事者笔下傅员外的形象却呈现出前后完全不同的善与恶的道德对立。透过这一现象,能够发现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强大渗透力与宰制性。     

义务要求和行善要求——道德要求的两个层次

本文从日常道德语言的分析出发，将义务要求和行善要求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要求明确区分开来，并揭示它们的不同特征。指出义务要求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它往往需要强制力的保障，并赋予他人和社会某项相应的权利；而行善要求则要求人们出自善良动机，为了社会和他人利益，自觉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等。文章还以此为基础，分析批判了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方面的几个误区。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孔子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本文以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为核心,从道德根源、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三个层面上,对孔子的伦理思想进行二重性分析,并指出孔子的伦理思想在道德根源上间接反映出的唯物主义因素以及道德原则＂仁＂、＂孝悌＂、＂忠信＂、＂礼义＂等规范所含有的合理成分,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底蕴,应相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之中。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与领导效能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骨干 ,由于他所处角色的特殊性 ,决定其有着与一般群众不同的道德要求。最近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党中央把“以德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加以强调 ,这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 ,关系到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 ,关系到领导效能的最佳发挥 ,关系到“以德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一、注重道德修养是提高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基本前提所谓道德 ,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的观点、原则和规范的…     

从性善到行善——孟子德育思想的逻辑架构

通过对《孟子》的深入解读,发现孟子的德育思想主要包括＂性善论＂＂决定论＂和＂修养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分析指出＂性善论＂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逻辑起点,＂决定论＂是孟子＂性善论＂与＂修养论＂之间的关键环节,＂修养论＂是孟子德育思想的核心和价值所在。认为从性善到行善,孟子的德育思想体现出极其严密的逻辑,只有把三者联系起来,各自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彰显并得到充分合理的诠释。     

浅谈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光荣与耻辱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或劳动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是公务员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政治道德和一般道德。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道德批判

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做是《新小说》杂志的一部分,以民族主义想像入手,并将它与其他＂新小说＂作互文对读后,认为在小说结构上渗透了吴趼人的道德关怀,以及在对伦理体系崩溃的叙述中隐含了一定的道德批判;并且指出了小说的遁世倾向,这是因为作者暂时觅寻不到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