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严歌苓

近日,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江西南昌揭晓。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同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等25部小说上榜。严歌苓这个名字也伴随着几个名导、几部作品接连“出镜”而被大众熟知。     

对历史涂抹的还原——以沈从文的演讲稿《短篇小说》为例

在历史的某种机缘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作家在既定文化立场上的主体意识表达,也折射着时代的风风雨雨。然而历史总是出于某种需要,对具有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涂抹,遮蔽了其本真的历史面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再版的一批作家全集中,有些收录的作品与原始版本相去甚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某些误导,并可能导致错误的一再复制与蔓延。基于这种考量,现以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中的演讲稿《短篇小说》为例,通过校勘,爬梳出其历史流变的内在规律和脉络,以期洞见时代风雨是怎样地侵蚀与雕琢作家作品。这对我们走进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真,立体化解读作家作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异类”的命运─—中国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论

本文主要以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张恨水《八十一梦》等作品为典型，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幻设型讽刺小说”的论题并加以阐释与剖析，探讨了这一类型小说的历史源流，指出了它在现代时期在现实性、深刻性、悲剧性等审美特色方面对以往作品的突破，并且借助它作为传统文学创作、批评中的“异类”角色所遭受的历史命运，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心理疾病”的借喻与“他者”的拯救之旅——严歌苓小说《人寰》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人寰》改名《心理医生在吗？》重新出版,这一重新命名传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它表明该小说不仅是一个关于“病的隐喻”的文本,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关于文化身份建构的实验文本。小说呈现了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向“他者”寻求文化“疗救”的努力和思考,并试图从“言语一权力”关系中透视历史深处,这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历史的重负与人性的疼痛——论严歌苓《霜降》的复调主题

严歌苓的小说《霜降》以其敏锐的视角触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伤痛,并引出了让人深思的时代主题。这种主题并不是单一的政治揭露、文化批判或人性剖析,而是复调式的融合,这在当代小说"越写越轻"的趋势中无疑具有"沉深"的分量;而严歌苓利用独到的细腻笔触和女性的敏感,将作品的沉重予以冲淡,在历史的重负与人性的疼痛中展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与希望。     

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二）

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发现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具有多种内涵,其作品蕴含独特意蕴。流散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与运用上格外自如,她在作品中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即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念反观中国历史,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对应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性想象,以中西互渗的生态意识来构筑理想的生态家园。这一跨文化选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视阈,同时极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流散语境中的回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一）

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的＂中国记忆＂小说在比较文学视阈解读,具有跨文化意义。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使其作品蕴含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二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即对真善美的追寻;三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书写策略;四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以＂局外人＂的立场回望母国的创作显示出独特观点和影响。     

《荆棘鸟》的象征手法所体现的生命美学

《荆棘鸟》这部作品巧妙的运用了象征手法＂荆棘鸟＂。小说《荆棘鸟》的终极意义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建立在忍受了极大痛苦基础之上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真爱与美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后才能够得到。《荆棘鸟》为读者营构了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母题创作——期望与追求,期望与追求是人的本体意识的一种保留,是对人类欲望的积极态度,也是对人的本性的升华。     

论《围城》的陌生化效果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韵味无穷的文字,并创造性地与西洋文字相结合,成就了《围城》出色的语言艺术。作品中语言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手法——"陌生化",不仅是语言,更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始终。本文试图从作家主体意识层次、话语意识层次的陌生化对小说进行分析,更深层次地领略《围城》的深刻意蕴。     

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七十子后学散文”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古人过早地发展了伴随着原始思维特征的经验思维,因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主要不是感性叙事作品,而是以总结帝王政治经验为旨归的历史记言散文。《尚书》记言文是中国说理散文的开端,这些记言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它们已经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这些论说文基本要素,有些记言文主题集中,条理清晰。《国语》说理散文较《尚书》有六大进展:一是出现一批主题集中、结构紧凑的说理文章;二是形成主客问答的对话体;三是文章论据出现由宗教神学向《诗》、《书》文献、典章制度的转变;四是抽象概括水平明显提高;五是进一步丰富了表现手法;六是出现一些近似语录体的短文。《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是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     

《呼兰河传》的文人自觉与功能实现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最能体现萧红文人自觉的一部作品。作者以独特的散文化艺术风格和充满女性关怀的视角,以＂寂寞独语＂的叙述方式,勾画了松花江岸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以及那里人们的愚昧麻木的生活,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喊。整部作品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着的小河,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暗涌着情绪。《呼兰河传》有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其＂散文化＂和＂诗化＂的叙事特征,造成了小说语言的陌生化,也造成了故事当中的许多＂空白点＂,激发了读者阅读与探究的兴趣。另外,《呼兰河传》里还充斥着反讽的叙事特征,使小说以一种＂含泪带笑＂的方式来完成国民性的批判,以此实现作者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牛鬼蛇神》:一部缺乏历史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牛鬼蛇神》是马原停笔多年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多维空间的形式将复杂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的体验艺术化处理,构筑了马原的理想世界,也构成了马原小说的魅力与意义。不过,小说《牛鬼蛇神》在超越与突破马原前期作品的叙事技巧时,也暴露出艺术的贫乏。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叙事的重复、小说缺乏历史深度意识的发掘与反思以及叙事时空的自我束缚与模仿等方面。这严重削弱了小说反映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厚度与力度,使得小说缺乏本应该体现出的审美内涵。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