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哲学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新、科学和准确的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本质和哲学依据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性引导、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智慧支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梳理近百年世界发展动态的演化逻辑,透析国际发展不平衡规律,比对今昔变化的冲击程度、波及幅度及影响力度等所作出的重要论断。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背景、理论内涵及具体表现是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方向、制定“中国之治”“全球之治”良方的基本根据。为应对当前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和难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创更加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要突破老传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治理模式;打造新动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活力;进入新阶段,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历史必然性;掌握真本领,把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方法论;增强新效能,发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优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其重要保障。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有所失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美国纠集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的态势,对我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如意识形态斗争局势愈发严峻、斗争领域逐渐扩散、斗争方式更加复杂。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从增强制度自信,坚定灵活地应对来自部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把握意识形态斗争原则,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凝聚政—学—媒多方力量,合力应对来自西方全政府—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竞争;创新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与方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入手,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方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提出的已经激起千层浪的一个重要论断。这是对世界格局及其局势变化、发展趋势和形势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和判断。世界局势是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背景因素。怎么理解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将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究竟怎么应对及其对策的问题。一定要在超越百年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概念的深邃内涵。现在以这个概念所概括的发展态势和形势已经异常显明和越来越迅猛。这个变局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局状态,距离大幅度的正局和最后的结局还有不少距离。它还有一个对策的余地。它未来的发展是一种包括很多不确定、不稳定、非线性和非理性的化学变化。惟有一种科学的连续的与时俱进的对策进行治理、管理和协理,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会有多大,最重要的不是看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看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后来者优势的潜力还非常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国的经济自主理论创新带来了重要机遇。在提出新理论时,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即“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经济要发展,必须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决定产业和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就是要素禀赋。新结构经济学从各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内生经济结构、扭曲和运行。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不仅对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会有新的见解,并且对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会有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变迁和国际关系之间变量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之下的东盟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断裂,并非是一个具有强烈整体意识的共同体。随着美、日、印等国家对东盟的介入,东盟在经贸、文化及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构成了多元的问题域。在东盟2019年6月推出“东盟印太展望”之后,为了友好构建中国—东盟关系、摆脱外部国际格局的冲击与掣肘,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对接,同时对底层政治空间释放影响,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良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形象。     

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被人们称之为百年变局、千古变局的深刻变革,其中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发生深刻变化:从"一统垂棠"的天下秩序演变而成"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演变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霸主由"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英国,到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秩序重塑;国际关系重心则从"大航海时代"到晚清时争霸全球海洋,到民国以来以大西洋为中心,再到目前太平洋一带成为重点地区.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从"天朝大国"沦落为备受列强欺凌的贫国弱国;在"民初大变局"中,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国力衰弱,战败国德国在华权益被《巴黎和约》转让给了日本,又经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期抗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经过长期努力,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所面临外部挑战亦有很大变化: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的是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且同时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近代先驱者主张顺应时代大势,变易以通古今;适应世界潮流,开放以通中外;因应全新挑战,转型以通新旧.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经历了从仿行西法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三次转型.三次大变局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走向衰落到重拾自信、再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方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临界点,而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公布从自然科学角度明确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面对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联合国与全球各个国家携手共进,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深化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习和理解,须对其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阐释,围绕存在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展开。一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图景与发展演嬗;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厘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发展的阶段;三是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掌握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确方法。惟其如此,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审度和正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外界环境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与实践遵循。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哲学思考

习近平提出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反映了世界百年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走向,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道路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民性研究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民性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内涵的突出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人民性的含义、价值和意蕴区别于中国历史视野和西方视域,有着全面系统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人民性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历史选择和人民外交的本色,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人民思想的精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目标定位、限制因素与策略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作用于中国崛起的外部战略环境,塑造着中国海上安全新的形势,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国家安全中的“海洋因素”。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繁荣与可持续性,不仅需要较强威慑力的海上军事力量,也需要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话语基于“命运共同体”逻辑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海上话语安全环境与全球海洋治理角色的重要变量。中国海洋话语权提升的维度涉及管控力、说服力与贡献力,利益层面的目标指向诉求表达与权益维护,价值层面的目标指向平等协作与互信互利,责任层面的目标指向制度补充与秩序完善。与此同时,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面临着来自场域环境、话语对象与海洋话语权本身的限制,中国独特的制度、发展道路与所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从陆权大国成长为海权大国的过程将承受更大舆论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可多途径破旧立新以改善话语传播场域环境,分地施策采用差异化话语对象互动方式,强化过程以完善海洋话语权提升的系统环节,发挥优势并增强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