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芬道夫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述评

普芬道夫在其代表作枟自然法与国际法枠中构建了一个普遍的、庞大的自然法体系,具体涵盖了自然法的普遍性以及自然法的主体、起源及其与实在法的关系、自然法上某些权利义务的转换、条约与契约的一般规则、财产权的规则、争端解决的规则、国家理论、自然法基本原则等内容。尽管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侧重于探讨自然国际法,但并未刻意忽视实在法在构建国际法中的作用,故而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体系。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理论远远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并对后世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引起所有在法哲学和国际法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持续关注,并可以作为新世纪自然法与国际法否定之否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意志论与自然法 ——近代早期道德哲学之论争

近代道德哲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是自然法。自然法首先不是一门法学科学，而是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最早在欧洲大陆第一个“自然法和国际法教席教授”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第一、二卷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但普芬道夫的自然法阐释在莱布尼茨那里评价完全是否定的，为了准确把握他的历史地位，我们以莱布尼茨对霍布斯和普芬道夫的自然法阐释之批判为核心，考察自然法究竟是上帝意志之表达还是事物自然本性之规定，以此展开对近代早期道德哲学一段为现代道德哲学奠定基础和方向的学术史争论的评述。     

民国初年的政治妥协与宪制对抗

辛亥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宪政意识。以制定国家宪法来限制个人权力滥用成为人们的殷切期盼与不懈追求。各利益集团,特别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为代表的国会议员围绕国家宪法权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然而,双方既缺乏协商的民主精神,也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最终导致了民国初年制宪理想的破灭。     

普芬道夫法哲学思想论析

赛缪尔·普芬道夫是17世纪德国法哲学的开创者,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自然法学思想家.普芬道夫对法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自然法的捍卫上,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在德国的主要代表,其著作中处处充满着自然法思想,尤其是契约论思想更是影响深远.在自然法学说方面,普芬道夫的思想联结着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与其他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义务的研究.     

英国涉海文学与帝国建构的关系

英帝国肇始阶段,涉海文学提出“人口过剩”及如何建立“海上帝国”等主张,从理论上探索英国向外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帝国上升时期,涉海文学通过鲁滨孙等殖民者的海外垦殖实践,为英国民众勾画帝国构建的基本路径。英国攫取世界霸权以后,涉海文学则为帝国价值观念和统治秩序进行合法化辩护。英国涉海文学由此实现从文化叙事向政治功能的转变,从文本和意识形态层面参与了帝国构建。     

帝国的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在西方古典史著传统中,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徳双峰并立。从著述笔法到现实关怀,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彼此烘托,相映成趣。在希罗多德笔下,曾经的波斯帝国正是目下雅典帝国的先声;在修昔底德笔下,目下的雅典帝国将是一切未来帝国的预演。在希腊世界从自发性的联盟秩序向强制性的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刻,帝国的政治理论开启的与其说是一场庆祝式狂欢,还不如说是一场悲剧性沉思的开端。     

自然法的堕落──德意志第三帝国法律思想探秘

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法律思想表面上呈现出十分强烈的反自然法特征,但就其实质而言,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又不可避免地利用并发挥了自然法的一些特性,对此可称之为“自然法的堕落”.自然法的堕落有其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当然也与第三帝国法律思想渊源有关,尤其是自然法的某些本质特征与第三帝国时期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替作用,最终导致了自然法在德国世俗社会的堕落,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这一时期德国立法指导思想及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乃是十分激进与变态的,它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游牧帝国”一种事实还是模型建构——评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国人类学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于1989年出版,他结合自身人类学考察的成果,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游牧帝国”的理论和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两极世界”模式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和游牧文明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宽视野的意义,是一种新尝试。但其在史料使用、理论建构、人类学方法论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需要学者们客观、辩证地思考与再探讨。     

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

与其他文明的不可避免的接触是扩张主义帝国冲动产生的一个根本诱因。希罗多德笔下的古代波斯以其强劲的帝国冲动,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奔上了对外大规模扩张之路。居鲁士大帝唤起了波斯人征服异族的愿望,塑造了对外征服战争的基本样式。冈比西斯以其个人激情,急剧加大了帝国动能的扩张主义要素。到大流士和薛西斯时期,波斯帝国已完全形成并达到巅峰,在政治制度和战斗精神等方面显示出对邻近民族的显赫优势。波斯四代君主的对外战争都显示了帝国冲动的惯性,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希腊战争的失败则展示了帝国扩张的根本困境和极限。从希罗多德史撰展示和透视的古波斯帝国历程,可以提取关于帝国和帝国战争的某些重要遗训。     

全球化与帝国空间建构——解读《橘子回归线》中的空间非正义

以美国日裔作家山下凯伦的《橘子回归线》为文本范例,借鉴已有和新兴的空间理论并结合帝国全球主义跨国移动等后殖民主义论述,对文本中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控制、种族/阶级的都市空间区隔而建构的非正义空间进行解读,剖析了文本中美国统摄全球政治和经济脉络下的南北不平衡以及帝国内部基于种族/阶级区隔而致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空间再现,揭示了美帝国权力意志所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与帝国权力形成共谋,令帝国特权以及空间结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的真相,从而质疑与挑战了全球化所标榜的进步与共同繁荣的神话.     

财产理论与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以自然法为视角

生命、自由、财产逻辑下的财产理论,以劳动证成财产合法性,建构起内在人性到外在显现的社会场景;其中,形而上的自然法财产形式实现着人道关怀,操作性的实证法财产形式确立着历史权利;值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年,应基于“制定法律的目的即是保障人们的权利”的理念,践行内在心理的敬畏和外在社会的遵从两维度,以契约人为理念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以法治来统领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化解转型期社会风险,建构和谐社会。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论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宪制秩序的维护和塑造——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的思考

"港独"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否定,是当前香港宪制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宣誓辱国事件为契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确认和发展了主动释法的程序惯例,巩固了人大释法的地位、范围和效力。第五次人大释法通过明确宣誓就职的法定形式、内容和效力,实质上申明了"一国两制"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一国"的根本地位。本次释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特区自治中的主导性,体现了人大释法机制在消除基本法理解的分歧、化解香港政治运行的困局、塑造中央与特区的和谐关系、引导香港宪制秩序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凸显了人大释法在维护和塑造香港宪制秩序中的重要性。特区法院高度尊重该解释,勇于承担维护"一国两制"的宪法使命,实现了人大释法权与香港司法权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将获得香港人民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支持。     

全球史视野中的帝国史——评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

约翰·达尔文的近作《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视野与研究手法。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重视帝国的互动碰撞甚于帝国内部体制分析,而且努力去"欧洲中心论"。为此,他探索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导致今日所知的全球化的全球联结的发展;欧洲及后来的西方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时所表现出的弹性。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全球史。达尔文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帝国历史,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帝国一直是大多数有记载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是"常态;"拒绝了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当这种变化开始发生时,其原因不应该仅仅从经济领域去寻找,而是应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去探求;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而且欧洲的主导从来就不完全。     

希波战争与波斯帝国的衰落

希波战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波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甚至是波斯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观点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无法使人信服。笔者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希波战争对波斯的影响和波斯帝国衰落的原因两个方面上分析认为,希波战争并不是波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俾斯麦妥协的帝国与德法矛盾

德意志统一只能是一场内部军事、政权势力与敌对的外部军事、政权势力之间的较量。德意志资产阶级与容克阶级之间的妥协 ,决定了帝国的妥协性。德法矛盾产生有三个原因 :德意志民族主义 ;普鲁士军国主义 ;未来的帝国联邦主义政治结构。德法矛盾对德意志帝国以及整个欧洲格局都产生了影响     

从民族宗教到帝国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 ,初始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 ,是被压迫者的宗教。但基督教在成长过程中信徒的民族成分、阶级成分、教义以及与罗马帝国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终一步步发展为罗马帝国各阶层人士都信奉的帝国宗教。     

国家义务构造论的功能主义建构

国家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工具。确定国家义务内容主要诉诸基本权利功能、人权保障和规范主义3种路径。但以上路径过于强调国家义务内容的组成,从而带来理论层级设计混乱、语词选择不一、内部逻辑不明、理论功能不完善、整体性建构缺失等弊端。欲解决以上诸问题,层级化、递进式的国家义务构造理论为可行方案。其中,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向决定其实质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形塑内部层级结构,而融贯体系化和系统构造论则提供外部理论支持。功能主义系统论和内容理论的积淀最终建构了以尊重、保护和给付为基本要素的“二元三层次多位阶”的国家义务构造论。     

授权规则与哈特法律本体论的建构

奥斯丁的"命令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给规则应有的地位.由此,哈特将规则引进法律本体之中.但是,只有义务规则的社会,其规则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克服必须依赖于义务规则之外的授权规则.由于授权规则的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单纯义务规则导致的诸多缺陷,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通过授权规则与义务规则的结合,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即法律是义务规则与授权规则相结合的"规则论",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