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知遇与唐代侠文化精神

魏晋六朝侠咏,时时散发出悲凉气息与自娱意味,初盛唐诗作在建功立业不计爵禄的自信中洋溢着乐观与豪迈。中唐后,人们对侠之恩遇观认识更为清醒,感觉到侠的报恩代价太大,呈现出向汉代市井游侠的追忆回归的趋向。对于侠少年英雄行为的评价,不必非要将其侠勇武功引向建功边塞才理直气壮。唐代,恩报之于复仇的意义,早已超出具体作品的个别性意义。唐人注意到了复仇所具有的恩义色彩,较为偏重发掘恩仇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

先秦之侠湮灭不可闻,自太史公以史笔序游侠以来,历代对游侠的研究相继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可分为困顿期、突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现实走向文艺的学术关注趋势。虽然每一阶段各有其学术关注特色,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关于《史记》游侠的研究也被引入一个更为广阔且系统的文化生态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论题以往的研究面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视野的突围到21世纪以来再次陷入困顿,《史记》游侠研究正面临着"老生常谈"和"边缘化"的双重困境,如何于进退维谷中另辟蹊径,是《史记》游侠研究重建其学术意义的重要思考。     

秦汉游侠精神实质与复仇习俗心态成因

秦汉游侠精神实质是反正统、倡私自复仇.其思潮和社会潮流,本来就是有着深远传统基础和现实原因.中国古代复仇意识同侠文化传统间的相互影响,相当深巨.在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代人复仇的心态,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唐代的游侠与游侠诗

唐代游侠可分为真侠、豪强侠、流氓侠 ,唐代游侠诗对游侠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方位的反映 ,而这种反映与现实世界中的游侠和人们观念中的侠都有一定出入 ,究其原因在于侠文化观念、现实、文学各个层面交互作用和游侠在唐代社会的象征地位     

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

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稳固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形成了极浓的游侠精神气质。在侠文化渐趋衰落的时候,曹植以自己的咏侠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将实存侠变成了精神之侠,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     

《韩非子》与战国游侠

《韩非子》与战国游侠韩云波《韩非子》是唯一谈到游侠的先秦典籍，反映了战国晚期较为成熟的游侠形态。它因此成为后世论侠之宗，但人们常常拘执于“侠以武犯禁”一点而造成理解的片面性。本文拟在《韩非子》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早期侠的基本特征及有关问题作出尽可能合...     

试论先秦游侠

本文从宏观角度论述先秦游侠的特征、性质和存在状况、《韩非子》是先秦唯一明确提到侠的文献，以韩非的论述为主，结合有关史实，侠存在着四个主要特征：暴力性质、非官方性质、非生产性质和非秩序性质。而自由身份和尚武风气则是其必要文化背景。先秦游侠的存在可分两类。一类是依附游侠，以食客风气为基础，包括养客者和食客被养者中的自由武士。另一类是自由游侠，包括匹夫之侠、刺客之侠和墨、儒、道家中的诸子之侠。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

一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游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自序》亦云:“游侠救人于厄,拯人不赡,仁者亦有足多者焉。”由于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故他在《游侠列传》中所记的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即“汉兴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之徒”,在《刺客列传》中才记战国时代人物(其实,那些刺客也是     

试析表示“科举及第”意义的典故词

科举考试兴盛于唐宋时期,开通了平民入仕的道路。读书人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创造了一些雅致的表示科举及第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出自《尚书》,有的来源于《庄子》和其他古代诗文。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对这些典故词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解这些词汇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进一步探求科举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唐人的价值取向与咏侠诗创作

唐代是咏侠诗的繁荣鼎盛时期。唐代诗人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咏侠来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和人格理想,抒写浪漫不羁的情怀、士不遇的愤懑和对民主平等的向往。唐代咏侠诗体现了唐代士子积极入世而又坚持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完整地体现了唐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