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寻找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研究的新视角

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自生秩序”问题分析入手,可以找到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研究的新的视角:寻找单一制环境下,出现在中地关系和地方政府思路下“自生秩序”的生长点,并着力促进这些“自生秩序”的产生和生长,研究联邦制和单一制作为第一层级秩序其交叉点和交叉区域的本身的特征以及使第二层级的秩序具有共同属性的特点的来源、存在和演进。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市场经济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戚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原本属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相对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较简单，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点几乎不构成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虽然把中央与地方关系...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我国风险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关系:问题及改进

政府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府际关系则是直接关系到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我国现有的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在政府间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失灵"。对此,应在横向关系上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纵向关系上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建构良好的环境风险治理府际关系。     

治理语境下的中国政府能力

治理理论是人们基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合作过程中发现的"第三项",将治理引入政府能力的思考框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政府能力的现状与治理语境下的政府能力相较,仍然具有很大的差距:政府能力的过剩与不足并存,政府能力既强大又脆弱.治理语境下中国政府能力提升的途径和目标是:树立政府治理新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探讨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是一种科层制结构,并且上下级政府间形成"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这也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面临困境,如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行政成本膨胀等.对现行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政关系;加强同级政府的横向委托代理关系;合理划分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权限.     

构建法治视角下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行政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较为复杂,其互动程度和性质影响着行政部门作用的发挥.在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国民政治的细胞,更加重视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建构.针对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法律框架、制度层面、观念素质和多元博弈四个方面分析如何在法治视角下探索构建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观点下之地方公共经理人与政治发展——以台湾府际关系为例

台湾在"后精省"时期,地方政府首长的权限有所变动,台湾府际关系逐渐朝向"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发展。在此制度下,地方政府与高层将可能共同制定政策,并进行地方发展的规划。但此一趋势也将产生相应问题,首先个体的地方政府公共经理人在实施管理策略之际,还必须处理地方政治问题;其次,资源稀少性问题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但在提高管理效能与效率的同时,更应注意各种程序法制要求,落实程序正义。面对地方选举政治与恶化的地方财政问题,似宜修改法律赋予地方政府征收特殊税赋的权限。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一体抑或分立:市县关系的变迁动力、样态类型与优化进路

市县关系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县关系的样态直接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样态,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为了适应经济社会体制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市县关系在中央政策导向和地方治理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迁。时至今日,我国市县关系呈现为“市管县”为主,兼容多样化“省管县”的图景。但市县关系方面同时也在行政层级、发展均衡、权责模糊等方面出现问题。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通过梳理既有的市县关系变迁历程,归纳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动力,并明确其对市县关系变迁与发展的现实作用。同时,根据变迁历程及其动力,形成“市县一体”和“市县分立”两种理论分野。基于此,从政府职责的视角出发,依托事务类别、管理模式和发展导向,尝试将市县关系构建为四种样态:完全一体型、有限一体型、完全分立型和有限分立型,进而得出“一体”与“分立”的融合是推进市县关系优化的主要方向。在确定方向下,以政府职责为推进优化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导向,尝试建立“创新理念-构建体系-建立机制-推进协同”优化进路。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述评

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在缓解地方政府间冲突;提高地方政府间的整体竞争力和优势互补,缓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跨区域地方政府大部制的改革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以下问题：协调机制的供给不足,缺少互利共赢意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统一的市场还尚未形成和重形式,缺乏实效性。解决这些问题须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建立开放统一的市场,确保资源的自由流通和加快地方政府大部制的改革,构建跨区域地方大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