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国语·晋语三》勘校考异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料文本和语料文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一样，《国语》也面临着文本厘定的问题。对现传《国语》各个版本进行比对、梳理是确立《国语》文本的重要条件。由于《国语》成编时间较早，叠经传抄、刻印，《国语》传本、刻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多。把《国语》各种版本辑合在一起进行勘校辨正，确定是非取舍，消弭《国语》各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发显得重要。文章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解《国语·晋语三》工作条目3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比较

无论是研究先秦历史 ,还是研究先秦历史散文 ,大都《左传》、《国语》并提 ,但长期以来 ,研究学者多习惯于把《国语》作为介绍《左传》而连带的一个附庸 ,它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它是《左传》巨大成就的一个有力的反衬。而事实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 ,《左传》重在记事 ,分年编写 ;《国语》重在记言 ,按国叙述 ,两者可相互参证 ,相互补充。就文学价值而言 ,无论是记事、记人 ,还是记言 ,《国语》都有可与《左传》比肩之处。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韵补》引《国语》例辨正

《韵补》引用《国语》共10处10例,这些用例和今传《国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宋以前《国语》版本的一些文字异同。     

试论先秦文献基本词汇的判定和义类描写——以《国语》基本词为例

先秦文献《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基本词汇,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基本词汇应该以稳固性为主要标准,这包括历时和共时两种稳固性,其他标准只能是辅助标准;各家对先秦汉语基本词汇分类的不同说法,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借鉴《尔雅》义类对《国语》基本词汇进行分类,由此《国语》基本词分为两大义类:一是《国语》和《尔雅》共有的基本词义类;二是《国语》有而《尔雅》无的基本词义类,其下又包括不同的义类等级以及其中具体的词.     

论《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的词汇比较研究

《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既有权威性、语文性和同源性这些相同点,又有性质、任务和规模方面的差异。微观上,通过透视现代汉语词汇的同异度、分布状况以及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纵向演变,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在汉语词汇的分布与演变的研究上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与价值;宏观上,《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再加上《国语辞典》,则使得我们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与地域范围下来研究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非〈国语〉》——柳宗元述道之作

《非〈国语〉》是柳宗元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此书是因为《国语》在中唐时期颇受知识分子重视,柳宗元希望借助对此书的评论匡扶儒家之道.在《非〈国语〉》中,柳宗元阐发了其对人的重视,继承发扬了春秋公羊家重视权变的思想,批评并力图解释《国语》中的鬼神怪异之说.这部极具批判色彩的书开创了经典解释的新范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讲》与《新著》的几点比较

本文从词语的结构分析、实体词的位、短语的功能分析、析句方法等方面对易作霖《国语文法四讲》和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作了比较，以便进一步介绍《四讲》的学术价值。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本文认为其篇章结构一般包括背景、言语、结果和尾声四个部分,言语是核心内容。通过与《左传》互见记载的对比,细致剖析了《国语》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以及该书在材料取舍、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同时揭示了《国语》的篇章结构、笔法对该书编纂意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语》造词法研究

本文将现代汉语词汇学中的造词理论应用到《国语》词汇研究当中,区分了《国语》造词法和构词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共得到音义任意结合法、引申法、音变法、摹声法、简缩法、说明法、比拟法、双音法共8种造词法,并描写了它们在《国语》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一些次类型。最后,又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其单音词和复音词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结合《国语》专书自身的特点,指出了专书造词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战国三大历史散文比较论

本文从恩想倾向、体例、记言、记事、记人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对《左传》、《国语》、《战国策》作一动态性的综合比较审视,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各书的独特风貌,揭示战国散文艺术的发展轨迹.     

逆境成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对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国语》叙事结构分析

《国语》虽以记言为主,其记事特征同样显而易见。从叙事结构看,《国语》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三大特色,它们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使《国语》结构呈现出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国语》的性质:它是一部以史料为素材、以历史演进为线索、以教育警戒为目的,同时又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史料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