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注疏与《汉语大字典》释义疏误补议

《汉语大字典》在借鉴、利用古注材料建项释义方面着力甚勤,成效显著,然百密之疏在所难免。文章从其第二版第一卷中选取或有疏误的条目略陈管见,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误解误用古注释义,包括对古注理解或引用有误,对古注瑕疵未予甄别,对古注实际含义认识不清;二是沿用古注单字释义,其中有的属临时义不宜立项,有的意义欠明确易引起歧解;三是依据孤例古注释义,致使义项内容单薄,不具概括性。     

“芸”考辨

《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代农作物词最早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库,可以结合其他文献古注和考古实物对其所收词语进行考辨。历代古注、字书以及当今学者对"芸"有不同的说解:"芸"被释为"香草"、"芳菜"、"芸蒿"、"芸香"、"芸薹",等等。作者根据《说文》的解释,结合古注、植物命名理据及农学、中药学等的佐证可知,《说文解字》中的"芸"不指芸香、芸薹,而当指伞形科植物"前胡"。     

古范围副词的系统性考察

今范围副词只有只、仅等寥寥数字，而古范围副词有很多不同的用字。如果以古音为线索，除了顾、仅外，大多读音相同或相近，可以看作同一个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选用了不同的书写形式。用联系的视角来考察古汉语范围副词的不同用字，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掌握这些字。训释古字第一须避免望文生义；第二须避免少见多怪而怀疑古注；第三，须避免当注而未注的情形。     

古籍注疏与《汉语大字典》（修订版）释义的疏误问题

文章对历时性大型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修订版）在利用古籍注疏建项释义方面存在的疏误进行讨论。全文涉及条目20条,分为三个部分：一、采用欠当古注释义;二、据古注临时义释义;三、误解古注意图释义。     

《尔雅》汉注的学术价值

《尔雅》汉魏古注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尔雅》汉魏古注无论从《尔雅》版本、古词古义保存、词义辨析、释义方法等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词角度考察古代文化内涵、探讨语源来看,或者从探求反切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因此,汉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郭注得以集大成的重要基础。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泷川资言所辑《史记正义》佚文平议

《史记》之注甚多,而古注传世者有三家,即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古注皆单行,标字列注.与原书各为一书。而《集解》有宋淳化、绍兴朱中奉、淮南路、蜀大字本,《索隐》有明毛晋汲古阁本,唯《正义》单行本已亡佚。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古注凡例在校勘中的应用

古籍校勘中可资应用的材料很多,古书旧注的凡例便是其中的一种。但古人的注疏,其条例章法却并不于自己行文中一一言明。所谓古注凡例,倒往往是后人细心揣摸,前后寻觅,总结推绎而成的。因而今人所讲的古注凡例,都不免带点儿主观的色彩。梁启超说:     

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

郑注《论语》失传千年,20世纪陆续发现唐抄残卷,至今所得并诸书所引,已可恢复全书之半。本文持郑注《论语》与何晏等《论语集解》对照,探讨郑注之思路,分析《集解》之体例,论述其完全相反的鲜明特点。《集解》以荟萃汉魏训说之形态出现,先儒往往以《集解》为古注,与朱熹新注相对。其实,郑注在《论语》解释中建立他的经学体系,《集解》从《论语》解释中排除经学体系因素,两者背道而驰,较之《集解》与朱注之差距,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注建立的结构,宏伟华丽,美轮美奂,值得品味。《集解》简易平板,本身无显著特色,只有与郑注对照,始见平易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但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分用字情况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它古写本形成显著差异。分析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可以看出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太平经》注释辨误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其中包含许多口语成分，是研究东汉时期语言的珍贵语料。近年来，有关《太平经》的注本、译本不断出现，但各注本对于《太平经》某些语词的解释仍存在一些分歧。选取该经“观古”、“过觉”、“赤子”、“儿”、“颇”、“克志”、“愉愉”、“开心”、“仓皇”、“大神”等词语，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针对现有注本关于这些语词的不同注释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     

《古文苑》与《杂文章》之关系考述

《古文苑》最初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王氏编撰本书，是在《古文苑》九卷本所收57篇赋，即孙洙所编《杂文章》一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为使《古文苑》能长久流传，王厚之有意托名孙洙。     

“《文子》是《老子》古注”说辨疑

今本《文子》一书,无论在行文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看似《老子》一书的注释,因而自元代至今,许多人将该书认定为《老子》的古注。实际上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是经过后人多次篡改过的,内容、格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致使许多学者将该书误认为《老子》一书的古注。     

剑门与蜀道

古蜀道之难，以李白《蜀道难》诗名世。本则指出，据有唐至清以来所载，谈及古蜀道多称“易”而少言“难”，其原因在于除了道路本身险峻的实况外，更主要在于因时局变化所决定的剑关的开闭。作引诗据典，描述了古蜀道因剑关开闭、绕道梁山所带来的“行路道”以及“古蜀道”群峰嶙峋的奇异风光。     

“事绝言象”义正

“穷理尽性 ,事绝言象”是谢赫《古画品录》对陆探微的关键评价。对“事绝言象”一语 ,注家解释纷纭。王伯敏《〈古画品录·续画品录〉注释》谓 :“此处的‘事绝’ ,即是指画家对所要描写的事物 ,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了解。‘言象’即是以形象来表达。”[1](ｐ.7) 俞剑华《历代名画记注》释此句为 :“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2 ](ｐ .13 7) 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所附《〈古画品录〉点校注释》 :“‘事绝言象’意为陆作画 ,绝不为表面非本质的东西所掩盖。”[3 ](ｐ .13 6)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则解释为 :“绘事能超越言象述写以外…     

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

古今字指的是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这一现象历来受到训诂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古今字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古今字理论,如古今字是古今人用字不同、古今字非古籀篆隶之别、古今字的古和今是相对而言的等等,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卓越的。肯定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指出其某些不足之处,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