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寻找西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确保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民族地区目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成都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在金融整体改革与金融资源统筹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中心网络势在必行。成都在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较强的经济金融实力,因此具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本文在明晰了金融中心与区域金融中心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成都近年来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并提出了成都创建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与战略对策。     

发展通道经济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增长较难的区域。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来看,该区域需要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在探讨发展通道经济对培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基础上,提出发展通道经济,培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对策。     

承接产业转移条件下的西部中心城市生态空间优化配置

承接产业转移支撑城市扩张,已经成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跨越发展的主要手段。国内外城市生态空间的配置已经从单一绿化进入到多生态要素统筹布局阶段,但在具体做法上,更多地依赖于一些成功的经验。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空间配置,其内在动力与发达国家和东部发达城市差异很大,需要根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定位生态功能,通过适当超前的规划管制生态空间,并在实施中通过建设新区科学布局生态空间、因地制宜在老城区嵌入生态功能来优化生态空间,同时通过对生态空间布局经验值的优化,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道德观的考察及现代价值分析

西部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冲突与调适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生态道德传统 ,这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要旨的传统生态道德不但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自身特征 ,它有效地规范约束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促成了各个历史时期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但是 ,近几十年来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道德日趋式微 ,西部地区的生态状况也因之而日益恶化。在当前 ,惟有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生态道德 ,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方能化解危机 ,促进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与工业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计算西部民族地区工业中资源产业的区位商和结构变动系数,指出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优势产业,并与地区资源禀赋情况进行了对比。在确定地区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优势产业的结构变动系数,分析了优势产业份额的增减变动情况。综合分析发现,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储量与工业产业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并且其结合程度在不断加大。西部地区将资源利用于其经济发展,发挥优势的过程中不断找到了结合点,但也有一些地区对优势资源未能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更好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讨

西部地区地大物博,民族众多,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我们应遵循西部地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际,根据其协调发展的可行性,促使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协调发展,实现全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法制保障关系问题探析

中国民族地区建设和谐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超负荷开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如何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大课题。本文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对西部大开发下的生态资源保护做了浅显的论述。     

角色的扭曲：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回顾

西部地区作为一个重要区域,其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是西部地区各方面(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更是全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证。解放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国内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全国产业结构总体布局中充当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并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区域分工原则来运行的。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剧、草地退化、水生态严重失调、生物多样化锐减等生态环境问题 ,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策     

产业转移、比较优势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依靠产业梯度转移发展西部区域经济在实践上尚存在很大难度,而西部地区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优势并不必然等于区域比较优势,更不等于市场竞争优势。因此,西部区域经济的出路不是走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要积极加强制度创新、文化思想创新以及人力资本战略,依靠西部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走“高新科技产业 生态产业”之路。     

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功能定位研究

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大规模地发展工业面临着环境成本太大、产品成本太高的挑战，走协同发展与功能剥离的道路是一种必然有效的选择。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主要功能应定位在生态功能上，即保护好自然环境，生产自然生态产品。其意义在于：一是为中国留下一个相对充裕的资源储备空间来有效地促进中国工业化的高速且整体推进；二是真正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以人为本的发展。     

提升生态力层次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生态力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能力。生态系统服务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中国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正面临着由“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研究表明,目前民族地区的生态力层次较低,“生存支持系统”和“环境支持系统”水平不容乐观。本文提出了提升民族地区生态力层次的战略对策。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建设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充分认识提升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极端重要性;要做好县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要统筹城乡发展,制定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目标;要善于用足、用活、用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结合独特的自然资源、人文和历史资源选择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要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县级政府内外的协调和配合.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中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要性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建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     

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及其解决途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但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还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因此帮助这些地区解决贫困问题就成为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的特殊成因及其表达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正遭遇资源环境的强力约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本文认为,要通过建立扶贫开发与民族地区生态恢复重建及环境保护的耦合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     

全球化场景下的广西民族关系分析——以西部大开发、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联动为中心

广西在西部大开发、"9+2"和"10+1"中取得了初步成效。要确保广西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发展,不仅应该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部及其与广西其他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且应该避免使其成为泛珠三角经济区、西南经济区、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依附区域,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旅游资源法律保护制度探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最大的资源优势,也是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但随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产生了当地生态环境破坏、民俗文化庸俗化等一系列问题,暴露出民族旅游资源开发中法律保障制度的缺陷。因此,树立生态文明观,加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广佛肇一体化中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区域生态补偿重点关注的是区域层面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它以适当的经济、政策手段，协调区域间生态补偿主体、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在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广佛肇经济圈的跨界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区域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亟待构建一个包括事前、事中、事后这一系统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该机制从破解“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的矛盾出发，对加强三市流域与区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环境资源共享，建立广佛肇地区绿色优质生活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民族文化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两者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两者融合发展可以加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区域民族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健全相关政策和法规,充分挖掘市场价值潜力,并且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发展的路径主要有文化品牌培育、文化产业资源开发、集聚发展和国际化发展。融合发展在政策体制上要加强政策引导,深化体制改革。融资需要广辟融资渠道,确保资金投入。在产业发展上要打造优质品牌,扩大产业规模。在文化保护上要加强保护工作,丰富保护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推动区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