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

唐代鉴真东渡日本的事迹,可谓众所周知;渡海期间饱受千辛万苦的经历,大概也为世人熟知。然而,有关鉴真远赴日本的真实动机,国内学者很少有人论述,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则难以令人首肯。日本学者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立足于日本史而倡导的＂留学僧怂恿说＂和＂圣德太子敬慕说＂,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而臆造出的＂鉴真间谍说＂以及＂鉴真亡命说＂等,应对此进行剖析和批判,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鉴真东渡与日僧西行——以《东征传》与《天平之甍》中的人物形象为中心

以《东征传》和《天平之甍》所讲述的鉴真东渡事件为中心,在东亚文化圈的视域内探讨其深层佛教文化根源及社会性因素,同时围绕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从史学和文学方面进行多向度的深层分析,探究诸多历史文化现象的生成背景以及作者的文学创作意图。     

《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商兑

汪向荣先生校注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虽有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底本和对校本的选择、标点、校勘及注释诸方面。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日常会话与宏大叙事——《茶馆》的语用学解读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方式

《茶馆》是一部日常会话与宏大叙事完美融合的戏剧典范之作。老舍从老北京市民的日常会话出发,经过精心的艺术加工,使日常会话向宏大叙事拓展、升腾。体现了老舍在较强的政治功利背景下对审美艺术的良苦追求以及在文学语境高度政治化的十七年所能达到的艺术极致,从而为我们了解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审美倾向和叙事方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解读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之女》

运用语料库软件检索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考察“family”以及“Family words”在《接骨师之女》英语原文中的使用情况,进而验证该作品所蕴涵的浓厚的家族情结,梳理传统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华裔作家谭恩美立足于中西方文化的双重立场,在以西方视角反思中国儒家家庭伦理的同时,又以东方视角反观西方家庭伦理.通过融合中西方家庭伦理的精华,谭恩美在作品中成功地创造了梦想家园“育婴堂”,实现了华裔美国家庭伦理的理想构建.     

明中期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别支"——祝允明六朝论与六朝文风

在明中期前七子文复秦汉说风靡的背景下,祝允明从与经文的源流关系和经文文质对举、风格兼备的角度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提出"文之本体"的概念;其文统观对六朝论的阐述表现出对传统悬绝汉魏高古、指斥陈隋绮靡做法的反感,反之以平览十代和否定四家六家说的开放、多元精神,将备受质疑的六朝文纳入了复古的统绪之中;又以创作实践展示出对六朝文风的偏爱;在前七子派有限容纳六朝文、反"靡丽"说意义向度的对比下,其晚年对六朝文的极力推崇显得有别时流,并具有特殊的意义.     

身份认同的交缠与岭南文化历史的重塑——对《田野上的史记》的一种解读

由湘楚出生长大而迁居岭南的散文家熊育群具备了外乡人和岭南人的双重身份;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坚守,又促使他选择了家园守望人的身份认同。正是这几种身份的相互交织、碰撞,驱动了熊育群重塑岭南文化历史的欲望,他的行走散文向人们呈现出别样的岭南文化与历史。     

风景中的历史与人事——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解读1940年代的沈从文

《雪晴》系列小说是沈从文在1945-1947年间创作的小说,贯穿沈从文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文本在叙述方式和文学风格上呈现前后断裂,作者将其作为战争语境下综合性的文学实验,不仅将小说内置于游记框架中,同时通过风景和人事的描摹呈现地方社会结构。《雪晴》系列小说的未完成性使其成为40年代沈从文研究中颇具典范意义的小说,值得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重新解读。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鉴真和上与舍利信仰——高僧传的史实与虚构

鉴真携至日本的3 000粒佛舍利,被视为唐招提寺的秘宝.舍利容器金龟舍利塔的独特造型,表明了鉴真东渡中经历的苦难.佛舍利为佛的化身,与转世信仰密不可分.鉴真携带大量的舍利至日,应与其转世信仰有关.由此着手,可以考察鉴真对肉身像的憧憬以及对坐亡的渴求.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精神风貌及文学史意义

唐传奇中有很多侠女形象.这些侠女形象表现出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个性张扬,敢爱敢恨;性格刚烈、机智果断;武艺高强、功成身退,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洒脱豪迈的气质.这些侠女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形成了侠女形象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许多方面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开了先河.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陆游《南唐书》的著史理念与文学特色

《南唐书》是陆游存世的唯一一部史学著作,展现了陆游非凡的史学修养,在后世获得了很高评价。从另一角度讲,《南唐书》也属于陆游散文创作的有机组成。其文史兼得的卓越成就,无疑得益于作者身兼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南唐书》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寄寓现实关怀,其著史理念颇具“春秋笔法”。与此相应,《南唐书》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忠奸对立以及历史叙事的细节传神上,对此,前人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述。本文以为,从文史互通的角度探究《南唐书》所蕴含的著史理念及文学特点,所得必多。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