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体制与城乡分离的加剧 --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新学教育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前所未有的变迁,却也由此引发了城乡社会一体发展模式的破裂,所谓中国文化"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差距骤然拉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新学教育体制本身的致因也值得我们关注.     

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其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加剧了留守儿童身上所表现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从重建乡村文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两个方面展开努力,通过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发展集体主义理念、重建乡村认同、改革乡村学校教育、协调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乡村新学教育的变革与调适——以民国时期晋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清末以来,近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区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取向的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建构,一开始即疏离了乡村社会需求,遂使乡村教育前景惨然命运多舛.民国年间,晋省当局在村政建设中对乡村教育制度及政策有所调适,但其掣肘颇多局限甚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揭示其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致因,将有助于明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纠葛和内在关联,为制度更易与社会变迁关系提供理性认识和思想启示.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对策

文章阐述了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发展呈现的三大特点：现代因素的增多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失传并存,历史连续性与文化断层并存,政治主导性与文化自觉精神缺失并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同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文化阐释与价值选择

文化与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文化赋予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在现代乡村教育中,"城市世界"成为构造教育蓝图的基础与背景,而传统乡村文明被排斥于视野之外,这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传递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保持乡村教育的乡土性,走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道路。为此,应引导农民正确认知自身价值和乡村社会,正确地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从而树立起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信。鉴于此,必须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构建以乡村教师为主导的乡村文化教育空间,培养人格健全的乡村青少年。     

从"无差别的统一"到"对抗性"形成——基于新式教育兴起看20世纪初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进入20世纪后,传统时代中国城乡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无差别的统一"关系开始裂解,"对立性"关系逐渐形成.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是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其中最为明显表征就是:教育的城市化趋向及乡村精英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性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源方面城市对乡村的"吸纳"效应,进而导致了乡村文化衰落、荒漠化及精英匮乏.并最终出现了时人所言的"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现象.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论我国治理重心由城市到乡村的转移

在我党的历史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或治理重心先后完成了两次大的转移,形成了城市——乡村——城市的逻辑轨迹。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第二次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则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城乡不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社保等制度汲取乡村资源,实行以农养工、以农养政、以乡养城,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文化知识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施国家治理重心由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移。     

认同·超越·辐射——互为关照关系格局中的汉口都市文化与江汉区域文化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历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的城乡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状态之中,到了近代虽然有所变化,但城乡关系仍然十分微妙。一方面,以牺牲传统农业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使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状态初露端倪;一方面,近代都市文明的诸多先天缺陷又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传统的默契。这一矛盾关系格局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文化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走向。其中最突出之点便是始终没有建立纯粹的独立的具有近代形态的都市文化。在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的内涵的区域文化氛围中,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保持着既同构又异质,既认同又超越,既吸纳又辐射的矛盾关系。因此,中国的城市文化勿宁说是乡土文化的对立物,     

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不仅能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也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还能为农业强国建设培根铸魂。在人们秉持传统而又追求现代、建设乡村而又向往城市、安于现实而又怀揣理想的当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文化乡愁侧重于表达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依恋与珍视,文化乡建旨在强调人们对现代乡村文化的形塑与再造,二者都深深熔铸于新时代乡村文化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之中。因此,在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需要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理路的基本前提下,立足乡村民众现代化,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乡村社会全面进步,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在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是无可奈何的事。 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两者只有分布上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柢。一批又一批文人学士经由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从乡村来到城市,同时也把文化输入城市。由于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都将他们离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视作人生旅途的驿站,最后还要返归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真正认同的归宿之地,所以告老还乡的士子又将文化带回了乡村。此外,还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一辈子不离故土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设馆授徒,教授乡里,其中亦不乏学问高人。这样看来,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城市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     

由《香港故事》窥探小思的城乡书写

小思散文集《香港故事》以自己作为土生土长香港人身份对香港这座城市进行了书写,通过追溯其童年经验中的乡村回忆,张扬传统文化精神,揭示城市文化失落的根源,并以对该散文集中对于城乡的书写探讨个体的身份焦虑。     

论新世纪乡村小说中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

新世纪的乡村小说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城乡文化的冲突.贾平凹、陈应松和孙惠芬等作家的乡村小说展示了乡村家园在城市挤压下的艰难现实,突出了"地域故土"的失落,彰显出城乡交融中的较量与冲突,追寻着失落的精神家园,悼挽着乡村文明的衰落,思考着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等重大生存问题,揭示了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精神痛苦与内心困惑.当然,这种城乡冲突叙事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中国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士绅阶层逐渐移居城市而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列强的文化侵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与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的文化整合机制缺失,城市运动吸取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国家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乡村文化资源流失等有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新型城乡形态内涵及构建路径研究

传统城乡形态表现出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割离,在我国则表现得更为严重,由此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构建新型城乡形态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城乡形态的特征与不足入手,探索、寻找新型城乡形态的内涵、特征,并在分析当前城乡变革中出现的新形态的基础上,找出理想的城乡新形态的构建路径。     

城市文化本位的“城乡叙事”——李佩甫小说的一个侧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城乡叙事"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价值"本位观的倾向。李佩甫的小说长期关注"城市化"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其作品一方面扎根于中原文化深厚的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另一方面对"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巨变和进城乡村人的精神症候给予了全面焦聚。李佩甫作品精神立场上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城乡叙事中的"二元论"和"等级观",既正视城乡意识形态本身的差异性,又将变"乡"为"城"视做历史承前启后和不断提升的发展环节,并从这一立场塑造人物情节和建构价值观念。这一倾向不仅塑成了他小说鲜明的"城市文化本位观",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城乡叙事价值维度的开拓也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顿挫

文章从"新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矛盾,拉大了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