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

历史上,土司制度在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过很长的时间。明时,广西土官叛服不常,影响了王权的尊一,曾有改土设流之议,但因条件未臻成熟,终被弃置。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这对广西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改流较彻底,有的则遗留不少问题。     

思恩、田州叛乱始末记——明代中期广西右江流域土官土目叛乱与改土归流

前言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宋称为羁縻州制,元、明、清定为土司制度。明初广西西部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由继承前代的土官岑氏家族来统治的。到了明代中期,该地区的思恩、田州二府的在仅半个世纪内就相继发生了由土官、土目发起了三次叛乱。明朝对这三次叛乱采取了相应措施,改土为流,慢慢地巩固了统治地位。关于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土目的叛乱以及明朝采取的对策,笔者拟作一探讨。首先,我们看一看有关右江流域的思恩、田州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

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是继唐宋的羁磨制度发展而来的,也是明清时期广西土官制度的发端。元代广西土官制度是处于继往开来的地位,研究广西土官制度就不能不研究元代的,否则,对广西土官制度发展全貌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了解。早在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统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前的南宋开庆元年,蒙古将领乌兰哈达曾经率领三千骑兵和“蛮僰万人”,在攻占云南后又沿滇桂边境进入广西,攻下了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

清代是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时期,衰落的标志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比较明显的。 清朝对土官承袭的规定,基本是沿袭明朝的,但也有新的内容。顺治初规定土官承袭由有关总督、巡抚“具题”,并把将要承袭的土官的“宗图、亲供、司、府、州邻印信甘结及旧敕、印信、号纸送部”,由中央政府部门核实无误,方得承袭。康熙十一年又规定,土官子弟年满十五岁的才能承袭。其年未满     

明代土官李英事略

明代土官李英事略米海平李英，字壬杰。生于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卒于正统七年（１４４２）。是青海历史上称为“东李土司”的始祖。一生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英宗五朝，累官至西宁卫指挥金事、陕西行都司指挥金事、陕西行都指挥同知，进右军都督府左都督，赐...     

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唐、宋两王朝在广西部分地方实行的羁縻制度,是元、明、清几个王朝在广西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官制度的窠臼,因此,我们研究广西土官制度各种问题时,就必须从唐、宋时期开始。 广西的土官制度,从唐、宋以至明、清,有的土州延续到民国初期才进行改土归流,它     

明代壮族土官朝贡评述

明代内地汉族同广西壮、瑶、苗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壮族土官遗使朝贡,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试就土官朝贡目的、朝贡使者、朝贡时间、朝贡贡物、朝廷赐物及朝贡的作用和影响诸问题进行论述,这对于研究明代汉族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往以及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兴衰存亡,固然和各个历史时期中央政权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有关,但也和在这种政治制度统治下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有关,故研究土官制度就得研究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就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议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过程有它自己的特点.康雍间及光宣间改流的比较多,二者间则寥而无几,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年镇安府首先改流,康熙五年改流的有西隆州、上林长官司,康熙二十八年改流的有陀陵县,康熙五十八年思明州改流.雍正五年泗城府改流;雍正七年以东兰州的东院内六哨改流,同年归顺州改流;雍正三年废龙州土州时析其地为上     

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

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不解决,存在一千多年的广西土官制度和自宋以后的广西壮汉民族关系的历史就得不到正确的阐述。为此,1963年我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2、3月合刊),1981年又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学术论坛》1981年2期)。随后又发表了《广西土官制度的渊源》(《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2辑)和《过去土属地方修志应注意的问题》、(《广西地方志)1987年4期)两文,大量的史料说明广西西部的土官绝大部分都是“土酋”,是壮族的上层分子。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三岩改土归流论析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深入,三岩社会在清末改土归流后最终成为国家直接统治下的地方。然而各种国家权力符号却遭遇到传统文化的制约,集中表现在寺庙——宗教、学校——教育以及始终纠缠着三岩人的人地矛盾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进入国家的三岩社会身份认同体系的变迁过程,指出国家在打破传统的认同机制的同时,也给三岩社会提供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新机遇。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改土归流使王朝国家疆域得以稳固、国家意志在改流区得以贯彻、对改流区民众的教化得以全面推行。同时,改流区民众与国家的联系加深、国家认同意识增强,各民族汇聚交融与和谐关系得以形成。这些变化实现了国家整体利益和改流区局部利益的双向同步增长,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的影响

改土归流之后,壮族核心居住区逐渐朝着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发展;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地区划一;壮、汉民族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但是壮融入汉是主流;大约从明代起,壮族逐渐对壮、汉文化抱等距认同的态度,并在族际交流中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改土归流的结果是使壮族看起来与汉族无异,但却实在又是一个特点突出的民族.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