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学风与骈文隶事

六朝士族竞相以文化修养显示其身份的高贵,数典隶事正是他们炫耀学识和身份的重要途径。博学之风影响到文学领域,其主要结果便是骈文广征博引、大量使事用典。运用典故含蓄曲折地表情达意,是骈文的基本艺术特征;用典水平的演进是六朝骈文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浅论魏晋六朝杂传的文学价值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骈文和赋的文学成就都作了新的探讨,有一定的进展;但却忽视了“杂传”的研究。杂传的性质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史学界对它的史学价值,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已被提到。目前的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把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著名的古代历史著作称为史传文学,而对魏晋六朝的野史杂传则很少提及。杂传属人物传记。古代目录学分类中一般把杂传列入史部。当代有的历史专著则把魏晋六朝     

汪中骈文研究综述

自清代乾隆时期至当代,学界对汪中骈文研究,从内容上说,一是高度赞扬汪中的文学成就,肯定汪中是清代骈文创作的最高峰;二是指明汪中的骈文创作根源于六朝。从形式上说,各家评论以评点式为主,寥寥数语,没有翔实具体地说明汪中与六朝骈文之间的渊源。由此观之,对汪中骈文的研究尚有较大学术空间,应当系统研究汪中骈文,深入分析其对六朝骈文之师承与超越,进一步探讨汪中的骈文主张及创作对清代骈散之争的影响。     

论东晋的骈文创作

魏晋六朝是骈文发展的繁盛期,但东晋时期则一度陷入低潮。这与历史背景、时代风气等有密切关系。     

清代文选学与清代骈文复兴

清代选学的兴盛源于对六朝文学的重视和对其文学观念与生活态度的追捧。清代骈文大多模拟清代选学 ,同时又在其基础上有选择和甄别     

在比较的视野中看李华的骈文成就

李华的文学成就以古文称著，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辉的地位。然而，李华的骈文是其古文成立的基础。在中国文类发展史中，李华的骈文乃是介于六朝骈文和唐宋散文之间的一个亚类。对李华骈文代表作的分析表明，其骈文不仅影响了唐宋古文，还对宋四六的形成起到了范型作用。此外，李华的骈文对研究中国韵文体寓言的缺类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     

论《文心雕龙》的文体形式

汉魏六朝文学,以诗、赋和骈文为主要体裁,基本上是骈俪文学一统文坛的局面.完成于南齐末年的《文心雕龙》,不仅全面总结了骈文的创作经验,奠定了骈文学的理论基础,堪称“体大思精”,它在文体上的造诣也为后人所称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

骈文是六朝时期的一种新兴的文体,其美的形式的首要构成因素是偶句,偶句是由汉语的形、声方面的特点和传统文化观念决定的,因此,骈文的美的形式主要是汉语的文化意蕴以及某些传统观念的艺术显现。历史的逻辑与文化的历史在骈文的形式上达到了某种统一,使骈文成为文学的初步觉醒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形式。骈文之美的本质是对人的类的感性的乐感的表现     

界定典故多歧义《辞海》定义应遵循--论典故的定义

什么叫典故?一方面,尽管<辞海>对其早有界定,然人们对其定义自有看法,致使典故的定义多达10余种,这些"自有看法"的定义,提出了不少的问题,给人们研究典故开拓了视野、开启了思路,无疑于典故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另一方面,<辞海>中的"典故"条作为一个条目的定义,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仍然是一个不失为稳妥的定义,是我们辨别典故、界定典故、运用典故时可以大胆遵循的.     

骈文文体语言结构的语言文化心理探讨

骈文在南北朝时凝结为一个美文学的象征,其文体语言结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规范的仪式,也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形式,表征着汉字的"意"化特征和骈文"文"的属性以及中国文化精神,有其形式的自足和完满。这种文体语言结构同时受时代精神、时代情绪、社会审美风尚、诗性高涨的影响,从而凝结为一种士人文化精神的符号,使骈文逐渐走上诗化、非功利化和程式化,导致骈文不仅有一种不断追求语言新形式的动力,同时为其自我否定创造了条件。     

散文衰落再思考

对新时期散文衰落原因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切人问题的实质。散文的衰落具有多种必然性:首先与文体演变有关。散文内部不断分化、独立出各种文学样式,使散文的表现范围越来越窄。其次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文化形式十分丰富,各种文学形式,大众传媒、家庭文化的发展,使散文失去竞争优势。再次,散文本身特点也决定它在这个变化多姿的时代无所作为。以散文一时发行量的增多就断言散文走出了低谷是不科学的。     

段成式与唐代文学刍论

晚唐文人段成式诗文兼擅,尤以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著称于世.其诗歌涉猎广博,情感真挚,情趣广泛,有些还具有资料价值和认识意义.其骈文征事用典,俪对协韵,词藻富赡,显示出逞才炫博的优势.其剑侠传奇之作对中国侠义小说的影响功不可没.其《酉阳杂俎》作为笔记小说的典范享誉千古.段成武与李商隐、温庭筠号称“三十六体”,具有一种文化意蕴,象征着三人分别以诗、词、文三足鼎立,各领风骚.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

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一时振聋发聩,并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陶望龄此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他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为晚明文论注入了新说。陶望龄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而他所谓"自然"又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语海之中"家族"多 区别"融通"应探索--论典故与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的区别与"融通"

典故与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既区别明显,又联系十分紧密,时会"融通".由于区别明显,故在语海中能自成一"族";由于联系紧密,时会"融通",故往往在诸多的这一类论著和辞书中互见.这是因为典故与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的定义角度不同所致,是它们"初始"概念及其由来联系紧密所致,是它们之间在某种情况下有可以互为"转化"的原因所致.     

杨朔散文艺术美

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杨朔散文创作提出的质疑问题,采用艺术审美分析与具体作品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杨朔散文所具有的诗的意境美、结构美和语言美,从而得出了杨朔散文具有长久艺术美价值的结论。     

事对：一种内蕴中国文化的诗法

事对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究其实质，它是“并举人验”即两件事对偶相叠的一种诗歌创作手法。从“事”的角度看，事对就是经过文化浸润或美学加工的用事或序事。从“对”的角度来看，事对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感的对偶。事对“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事对浸染着中国重双崇偶的传统文化，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事对作为一种内蕴着中国文化的诗法不仅滋养着中国诗歌的创作，而且也传承着中国的诗学文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诗法呈现出来以为当下诗歌创作所用。     

《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

本文以近代回传中国的《玉篇残卷》及敦煌所出唐写本等材料引用《说文》条目与《说文》进行互勘.这些材料为清代许多校勘《说文》大家从未见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贵可证二徐之确者,亦可正二徐之误者,或解决前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证《残卷》等引书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