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评富勒的法律道德论

富勒的法律道德论是西方文化道德传统的产物。道德和法律的关系问题起源于古希腊智者派自然法与人为法关系的争论,而围绕正义——自然法——人为法这三点为中心问题的研究风格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代。道德问题得以在法理学中立足并成为自然法学的主要内容应归之于它本身的理论特色和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法律与道德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复杂关系反映出法律自身的内在矛盾。     

论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性质、目的、为实现那些目的所必要的（组织上和概念上的）手段。法律实效的限度，法律对正义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历史上改变和成长的方式。"①可以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基本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故此，西方两大主要法理学派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道德与法"，其中法律和道德有无必然联系则是这种争论的核心。他们的辩论起因于对"应当"（Ousht）和"现实"（is或being）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哈特为首的新实证主义学派认为，"应…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类型辨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逻辑上存在包容、无涉和交叉三种可能类型。道德中心论者主张包容说,法律至上论者主张无涉说,事实主义者主张交叉说。包容说过分强调道德上的实质正义,无涉说过分注重法律上的形式正义,片面性显而易见。而交叉说则正确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本体,因此是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科学理论。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道德和法律的内涵入手,论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探讨了道德和法律冲突在实践层面上的解决。本文是笔者的一个思考,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法律的道德批判与法的价值理念的发展

法的价值理念是法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也是法的根本出发点。法的价值理念的变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道德批判如何。法律的道德批判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源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而价值判断是否合理的问题,却说明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必须的。法律的道德批判的深刻性与法的价值理念的发展程度成正向比例的关系,它们相并而行,互为作用,共同推进着我国乃至世界法律文明的发展。     

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之分离论研究

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者认为,法律效力之判准——承认规则能够包容进道德标准而存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是一种可能的包容关系。此种理论观点既与否认法律效力判准上存在道德标准束缚的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相区别,也与主张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自然法学相对立。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展示了道德包容于法律的另一种可能路径,使法律与道德的可能分离论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     

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中西法律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历史上的中西法律思想家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吸收中外法律思想家有关法与道德关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建构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本文认为，德主法辅和德法并重都不适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只有法主德辅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以法促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点之一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法促德的必要性在于,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引导和支撑;以法促德的可能性在于,法律规范包含着相应的伦理精神,法律的强制力可以用来推行和维护一定的道德规范。针对我国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加强立法与执法等措施促进道德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德治”先要树“官德”

以德治国,要“官德”先行。“官德”建设一要靠法治,二要靠德治,也就是“依法治吏”和“以德治吏”。领导干部讲“官德”,首要的问题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注意谦虚谨慎,团结协作;重视以德律己,养德修身。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正义观念的从属性及原因

正义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长期处于儒家某些道德诉求的从属地位。这种从属性主要表现在:在法的制定方面,以儒家的某些道德诉求为法的价值追求;在法的实施方面,以儒家典籍为断狱的依据。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历史上以农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中道德力量足够强大;族群本位的思想观念抑制了正义观念的成长。     

少数民族传统美德与民族地区民主法制建设--以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作者通过对云南省通海县蒙古族传统伦理文化的调查，认为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中的精华部分，也应属于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它不仅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应该与法律相辅相成，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的管理

对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进行管理,是传媒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件下对新闻传媒所进行的管理,较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新闻传媒所进行的管理,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关部门对新闻传媒的管理,应当是按舆论机构的属性、传媒本身的规律、市场运作的要义、法律法规的规范、职业道德的要求所进行的管理。文章还对新闻传媒、新闻事业的综合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以德治国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以德治国”的基础是以德育人,其根本任务是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实现道德素质更新和德育创新。培养公民现代的科学精神、道德责任义务、公正观念、诚信意识和自律能力,实现道德教育向养成型、和谐型、开放式、自主式转轨。     

资本手段与人的道德责任

资本本身并不是具有道德属性的社会实体,而只是被人们用来实现其目的的经济工具。资本的掌管者在处理资本增值对他人与社会的影响时所具有的道德属性,赋予资本运行过程之中,从而使资本被承载了道德属性。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行为与结果既可能符合道德,也可能危害道德,这种道德上的结果取决于支配资本的人们的主观目的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否一致。谁对资本运行方式的支配权力越大,能够支配的社会资源越多,对社会上他人发挥的影响就越大,因而所负的道德责任也就越大,谁就越应当受到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制约。这是一条处理资本与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     

论程序的设置与监督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建设,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新课题。既要注意监督程序设置的科学性、公开性和合法性,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自身的程序,即法律程序、道德程序、时间程序、空间程序、角色程序等。遵循这些程序,对于我们搞好监督、提高监督效果,是大有好处的。     

传统"慎独"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慎独"是传统儒学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的修养境界,其蕴涵着相当丰富而深邃的道德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诠释传统"慎独"的道德精神,不仅能深入领悟"慎独"在古代道德实践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且更能发掘"慎独"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