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的民族史研究

抗战期间,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危机是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高涨的根本原因。当时昆明报刊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影响范围广、参与人数多的大讨论,对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西南边疆各民族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是当时昆明报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史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还对中华民族抗战大业的胜利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试论五四时期的民族史研究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传播和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研究成果成批涌现，而且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其研究领域大为拓宽，成果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平等民族观逐步成为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蒙元史学、清史学、西夏史学等的兴起即是标志。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虽远未达到科学性与系统性的高度，但对推动我国民族史研究向客观性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近代史学史产生的原因

吴怀祺在《东岳论丛》2 0 0 1年第 1期撰文指出 ,史学史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门学科。史学史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又是史学发展的需要。近代史学史的出现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是近代史学是传统史学总结的延伸 ,而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总结又为近代史学产生、发展打下了基础。近代史学的内涵与古代史学的总结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把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打成两截 ,当成是毫不相干的学术。二是对旧史学批判的需要 ,也是史学创新的需要。 2 0世纪初 ,有的史学家自称是史界的陈胜 ,要进行史界革命 ,提倡新史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历史学的田野——读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在西方学科模式影响下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民族史研究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时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裹足不前。     

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论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略论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本文从现代化的新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孙思白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八角亭学派"成员之一,孙思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侧重于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的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开创,确定了编写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尤其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其分期与转化,对其反封建主义,对陈独秀评价均有独特见解。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新“老子化胡”说：从伪说到史实

“老子化胡”说从两千年前左右产生至今，已经不是单凭史学考据就可以定论的伪说，而是异质文化之争的潜在史实。历史中的伪说可以变成史实，这就是“人文化成”的奇功。“老子化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凯旋，却未必是个体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福音。从本质上说，“老子化胡”说所说的并非故去的旧事，而是常新的现实。     

北洋军阀与日本:20世纪末中国学者的研究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改治军事集团,与英、美、日列强有所勾结,其中与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曾就日本对华政策、各派军阀与日本的关系、军阀混战和军阀首脑人物与日本等问题,有所研究和论述。本文综述各种论述,以引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