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助的财政问题与对策探析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财政视角看,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还没有实现与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同步发展,不仅存在政府财政供给总量不充足、比重不合理,社会救助制度的财力增长机制缺失,资金紧张问题突出,社会救助的财政制度安排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非规范性特征,制约着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与完善.完善财政视角下的社会救助制度思路:进一步深化我国财政支出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救助制度的投入规模;合理划分不同级次政府事权范围,形成各级政府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规范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壮大社会救助资金实力和加强对政府救助资金的预算管理等.     

NGO组织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指出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和市场供给都是低效率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对环境保护、贫困人口救助、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的需要日益迫切.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告诫我们,NGO组织能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依据自身特点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推动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因此,本文提出建立一个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组成的三维度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将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     

中、韩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在应对新生贫困等社会问题时,中韩两国都选择与实施了新的社会救助项目而放弃了原有的社会救助项目,即中国用最低生活保障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韩国用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取代了原有的公共救助制度.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过程是明显的"自上而下"式的,即主要由中央政府和主管部门推动;韩国则是"自下而上"式的,即市民社会团体的推动是决定力量.中韩两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所确立的新制度都明确了公民权利的理念,放弃了原有带有恩惠、慈善色彩的旧制度.但是,从保障水平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与韩国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还有很大差距.     

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社会救助的目标与我国现阶段社会救助的评估

社会救助具有社会照顾、社会规制、助人自助以及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融合等多重目标.对比这些目标,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救助还存在救助对象的需求满足程度有限、实施结果出现不公,导致某种程度的"福利依赖"、社会规制效果不明显、社会融合效果不突出等诸多不完善之处.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应当着眼于完善社会救助的制度设计、提升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化水准、保障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优化社会救助的社会环境.     

中国巨灾灾后救助动员模式比较——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书写了中国内地灾后救助动员形式的新篇章.建国后我国两次重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动员形式,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基于当前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政治动员为主导,辅以社会动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仍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且是当今中国社会效率最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     

河北省社会救助现状及对策建议

河北省社会救助取得很大成就,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社会救助制度化建设进展很快,社会救助力度增强,发挥作用越来越大.但社会救助标准整体偏低,覆盖面窄,整体效能不高,需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社会救助法制化,提高公民参与度.     

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

作为源自中国传统社会的救助办法,"教养兼施"原指救助贫民时兼顾生活救助和职业培训.但随着晚清时期的西潮冲击和社会变迁,"教养兼施"的强制、惩戒和改造含义日益浓厚.这对近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产生实际影响,一系列"教养兼施"机构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便是从"教养兼施"的理念和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流浪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相关建议

通过对我国流浪儿童现状的考察,认为流浪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生存权、发展权和教育权等基本权益却并未得到制度保障;正因缺乏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群体极易成为潜在的犯罪后备军,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因此,国家应当建立有效的流浪儿童救助机制,维护流浪儿童的各项权益,同时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目标.文章主张整合国家、政府、社会及家庭等的力量,形成一套以生活临时救助机制、预防流浪机制与回归社会机制的"三位一体"流浪儿童救助体系.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我国“失独家庭”老人社会救助研究

"失独家庭"指的是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家庭社会救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救助,其核心目的,是帮助失独家庭老人安度晚年。目前,国家和地方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救助已渐成体系,但无论在失独家庭层面,还是在政府和社会层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必须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失独家庭基本信息档案,实现精准救助;在不断提高经济救助水平的同时,重点做好失独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工作,切实做好失独家庭老人的养老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控制--以成都为例

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终结了实施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自愿救助代替了强制性收容遣送,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如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社会救助和关怀,同时确保城市公共秩序及城市环境不受影响,已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强化城市管理必须采用综合治理手段其一,要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尤其是对其中弱势者的救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其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强化社会控制,并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制定地方性法规,将一些法律解释全面化和可操作化;其三,实现社会救助社会化、多元化;其四,政府应明确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主体,规范公安、城管、民政、卫生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     

和谐发展语境下的流浪乞讨问题

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规制上,从收客遣送发展到社会救助彰显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面对城市流浪乞讨管理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必须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建立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     

以可行能力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城镇贫困——兼论“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不足”

阐释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可行能力"和"贫困"的理解,从可行能力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全面地看待中国城镇的贫困问题,指出了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四点不足:没有考虑到不同的贫困家庭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转化为享受良好生活的不同的能力;会出现"信息的扭曲";忽略了社会氛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足。最后,联系森的相关观点,阐述了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者获得实质自由:中国富人应该慷慨捐赠;政府应该积极完善"低保金"以外的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和政策;让贫困者参与到与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制定当中去。     

补充与融合:厘清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基于明清社会保障"官""民"角色地位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结构出现急剧分化与重组,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问题.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财力有限的具体国情,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构建以政府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二者相互补充融合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     

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提升社会支持水平

社会救助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要从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分配不公、维护社会稳定着眼,遵循"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全面提高社会救助层次和水平,确保低收入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社会救助社会化之路——以“爱心超市”为研究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政府仍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导,它在凸显国家道义和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受益面的扩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目前,投资主体单一、救助对象狭隘、救助内容单一、救助理念差异大、救助队伍非专业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救助制度社会化程度低。社会救助应以社会化为目标,从投资主体多元化、救助对象大众化、救助内容多样化、救助理念社会化、救助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