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促进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大学生进村任职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期满后,大学生村官面临二次择业,在任职期间加以引导和培养,将对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是北京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举措,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本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深入调研了北京市"大学生村官"的现状,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先进经验,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学生村官身份不明确、思想不稳定、出口不明确、融入农村难专业不对口对于大学生而言,应当摆正价值观,加强自己的兴趣素质和知识技能的培养,做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的各项准备;对于全社会而言,在正确认识和定位大学生村官的同时,配套推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如提高财政补贴、拓展成才出路等,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营造更好的环境氛围.     

新农村建设中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的AHP分析

农村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力量,其经济行为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的指标进行了研究,运用AHP法进行了分析,并从文化教育程度和农村社会经济政策这两个影响农村妇女经济行为的主要方面提出改善农村妇女经济行为的建议,进而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村妇女的培养提供思路,为农村妇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她们用腰鼓在说话——对湘中金家村姐妹腰鼓队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本文以湘中金家村姐妹腰鼓队为研究个案,在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其成立的过程及队员们开展活动的情况,试图从社会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揭示当前我国农村妇女文艺团体成立的社会背景及它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文章表明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农村妇女开展民间文艺活动提供了一般条件;妇女自我的觉醒是其得以开展的思想基础;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女性登上了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活动舞台.妇女文艺团体对个人、家庭和农村社区及整个国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应将着力点向农村妇女工作倾斜,注意发挥妇女及其组织的作用,将推动新农村建设工作与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结合起来.     

论农村发展项目中的妇女参与——以全国妇联/李嘉诚基金会“种子计划”项目为例

"种子计划"项目是全国妇联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实施的农村妇女发展项目,主旨是通过项目实施动员各方各类资源的参与,特别是倡导妇女的参与,提升女村官自身能力和村民能力,促进农村发展。文章从设计与决策、动力与贡献、资源的控制与利用、能力运用与培养、自我认知与自立、收益分享等方面研究"种子计划"项目实施中的农村妇女参与,以揭示在农村发展项目中影响农村妇女参与的内因和外因。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视阈中的女村官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广西村“两委”女干部的调查数据分析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女性的积极参与。基于女村官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广西779位村“两委”女干部的数据分析,探讨如何加大女村官队伍培养力度,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进而为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对建设新农村的现实思考——从台湾农会组织作用的视角看

建设新农村,需要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农会组织。在台湾的农村建设发展中,农会组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台湾农会组织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分析了台湾农会组织在农村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并探讨了台湾农会组织对我国大陆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启示。     

对典型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妇联组织作用的调查分析——以宁夏泾源县妇联为例

农村妇女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妇联直接服务于广大妇女,对农村妇女的发展影响显著。笔者在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妇联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广大贫困妇女对妇联的期望,提出当前妇联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其政策建议。     

大学生村官岗位胜任力状况研究——以广西大学为例

大学生村官选聘制度的建立是我党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培养热爱基层党政后备干部的战略决策。在胜任力理论基础上,以广西大学部分已任职村官的大学毕业生为例,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及问卷法,借鉴"素质洋葱模型"构建大学生村官岗位胜任力模型,提出大学生村官岗位胜任力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个性和动机三个维度,并提取了大学生村官岗位胜任能力的10个因子,进而对提升当前大学生村官岗位胜任力的途径进行研究。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中国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新农村,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特殊纽带作用的考察,并结合部分农村现实情况,探讨了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值得挖掘与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功效。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在政府和村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必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空间,培育新型非政府组织,实现非政府组织均衡发展,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论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出于对转型时期的现实和三农问题历史成因的考察,同时借鉴国际经验得出的结论。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作为强有力的组织者和积极的直接参与者,通过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以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增加为主要手段,带动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强调政府主导作用还要处理好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观的转变

过去的20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进步较小。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发展观的转变。这个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不再单纯地等于农业,不再是单纯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所在;其二,农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穷乡僻壤,而是可以体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农村将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和文化秩序。新的农村发展观将以"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为特征,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其媒介是村民委员会。     

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养机制创新

培养新型农民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稳定的社会基础,有力地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当前,我国在农民培养机制上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培养投入机制不均衡、培养机制不合理、缺乏培养的学习联动互动、跟踪反馈机制等等。为此,应从创新农民培养资金投入机制、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和人才开发机制、形成资源整合机制、建立农民的联系互动机制等方面创新新型农民培养机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on One Side and the Market and Society on the Other in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 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 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 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 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 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 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 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 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 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 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 统筹城乡发展?政府?市场?社会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quires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ic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 intervention and government leadership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s as well as balancing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now clearly leveling off. Given this situ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eatur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framework, the government must clearly defin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ts activities and those of the market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le fully respect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market i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rural self‐manag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ercise its power as a backstop. Further,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stablish a logical sequence for government functions such as formulating the basic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market and society,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and social dysfunction and cultivating market/social entities. To use this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its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reform the basic rural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systems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market entiti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al marketization. Furthermore, it needs to construct a basic urban‐rural integrated public service system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actor, carry out innovation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rural society and fully mobilize the social forces to take par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It also needs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thorough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