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的“思想律”——漫谈“五行说”的作用和影响

一提起“阴阳五行”,人们总觉得它是迷信落后的东西,梁启超称“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范文澜称“五行说”为“五行毒”,“五行老妖物”,——这可以看作是对其主导方面(落后面)的痛斥;顾颉刚则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陈遵妫则认为“殷末周初形成的‘阴阳五行说’是当时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发展到后来,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从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历法乃至宗教、伦理、艺术     

阴阳五行合流新探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与观察自然以及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的.在商、周的后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成为有哲学抽象含义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阴阳、五行的合流是以<周易>的"两仪"、"八卦"和中国古老的"气"论为载体、为媒介的,其融合不会晚于春秋晚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融合于一体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普遍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要素,百家均有探讨.战国的邹衍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在秦汉以后为历代王朝所借用.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对于深入地把握中国哲学以及科学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经传神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

神秘主义是儒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汉代经传中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六朝志怪提供了知识来源与价值支撑。通过梳理政治神学这条线索,可以看到汉代经传赋予古代"志怪"的叙事逻辑和政治价值。经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志怪袭用经传神学的故事和阐释灾异的路径;经传神学赋予"灾""异"重要的认识价值;经传神学塑造了古代小说道德劝善与"怪力乱神"的叙事模式。儒家的政治神学赋予各类怪异以政治和学术的价值,形成了志怪小说"称述异事""殊怪必举"的特点。后世学者如洪迈、纪昀等热衷于志怪小说,应在经史之学的知识传统中予以理解和阐释。     

试谈《西游记》的五行说思想

“阴阳五行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顾颉刚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陈遵妫说:“殷末周初形成的‘阴阳五行说’,是当时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发展到后来,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从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历法乃至宗教、伦理、艺术等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从“实录”到“求真”:近现代史学理论的转型

语言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因此,语言中某些核心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思想或理论之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认识取向与思维模式的转变。据此,中国古代史学"实录"思想向近现代史学"求真"概念的转变,表面上虽是语言的变化,实质上则是在认识取向上从"实录"之实用性向"求真"之知识性的转变,在思维模式上从"实录"之分散性向"求真"之系统性的转变,在语言表达上"实录"是一种叙述的理解,而"求真"则开始转向逻辑的论证与推理。这些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了近现代史学理论转型的基本内容。在近现代学术背景下,这种转型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扬弃传统史学思想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     

“真知”的路与障——论南社的“国学之真”

晚清国学是一次思想革新,某种程度上,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了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体现在南社的国学中,其表现之一就是南社对“国学之真”、“孔学之真”的强调与追求。他们将追寻国学真知,定位于自由开放的学术精神,来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但是他们受传统的羁绊太多,无法超越传统“语言”之障,没有实现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生产。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指标、理论创新的基础以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认同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以科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规律等为基本元素,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为基本表现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特殊性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的特征及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以政治性的价值指引为导向,以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动力,在国家提供的资金、组织和制度保障下,完成对问题的分析与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要产生聚合效应需要着力建构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着力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培育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交往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伦理与学术制度建设。     

儒家神话的再认识

文章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论述神话和信仰在发生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中的神话观,使之从民间文学的狭小范围中释放出来,还原为文明发生的原型编码及体现文化基因的神圣叙事。在此基础上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当代课题,从比较神话学视野重估孔子与《论语》的文化价值,讨论经学传统中对"凤"与"麟"的阐释特点,论证"天命"及"圣"、"德"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揭示"君子比德于玉"说的信仰根源,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玉教大传统。     

国际政治中的“势”

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建立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之上,那么"势"就属于这样一类值得探索的概念。"势"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维中观察世界和事物的一种方式,可以弥补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着眼于权力、实力或力量等"力"(power)视角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势"思想非常丰富,既包含了"力",又超越了"力"。"势"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和历史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思想,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势"对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有"力"所不及的优越性。相对于"力","势"的模糊性和可感知性强于可测量性,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连接了科学和艺术。"势"可以发掘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学术概念,基础在于其解释的有效性。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