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英国侵占洪扎的交涉及有关问题的解决

19世纪末,英国军队入侵中国属国洪扎,清政府反应强烈.新疆地方政府妥善采取行动,救助安置洪扎逃众,加强边界巡守.为维持对洪扎的宗主权和管辖权,清政府据理力争,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清朝总理衙门极力筹办,驻英公使薛福成先后三次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达成处理洪扎问题的基本协议.清政府维持了对洪扎的宗主地位和对洪扎事务的干预权,但是也最终承认洪扎成为中英两属之邦.在此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尽力争取妥善处置洪扎旧王和参与册立洪扎新王,在形式上维护了对洪扎的宗主地位.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

1861年1月,清政府为适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的新局势,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是清末外务部的前身。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天津两地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在工作和人事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史著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不少史著认为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且为总署的下属机构,是论均不确实,对此有必要以历史文件为依据加以考察澄清。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吴福环１８６１年１月，清政府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圻、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又成为全国“洋务”中枢机构。在整个洋...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

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

外交系国家间的交涉,只能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掌控。但晚清外交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征象,即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并存。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商贸领域为满足,要求提升与中国政府的全面外交往来,广州外交体制确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居重地位,北洋大臣的作用愈益趋于主轴。届庚子年,东南又成地方外交的重镇。但伴随近代国家外交理念的萌发,对外事务的趋重,交通通讯的进步,中央外交不仅有了国际法理和国家主权认可的必要性,也有了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地方外交式微。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时段过渡的产物,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中西贸易关系——国家条约关系的变迁,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洋务"——"外务"的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口岸通商体制——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     

由总理衙门设立看清朝中央权力争斗

本文通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和得以设立的原因、总理衙门名称、管辖范围的界定和反界定、总理衙门的地位与中央各部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中央权力争斗的实质.认为总理衙门的创设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上打开了缺口,摧残了其至上性意识,是一次巨大的变化,不能不引起各派势力的消长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文章并对总理衙门设立“顺利”说、“水到渠成”说,提出驳议.     

晚清教案处置的职能实施主体与决策机制

教案处置是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繁难政务,尽管因事涉外交受制于外国,但就清方而言毕竟也有其处置上的职能实施主体(相关机构及职官),有其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办理程序.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属中央的负责机关;地方上各级官署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到省区的“委审局”、“教案局”、“洋务局”之类的相关职能性办事机构.教案处置具体情况复杂,除明了在当时特定政治体制下,有与其他方面政务处置程序上的某些一般仿同性之外,也需体察基于外国制约等因素而致的特别局面和微妙情节.     

总理衙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总理衙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又有称为“总署”或“译署”的。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成立,光绪二十七年（1910年）六月按《辛丑条约》之规定,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前后凡40年。它的设立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这既反映了晚清政府适应对外开放和图谋改革的需要,又标志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始。现就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权力范围及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论述。设立总理衙门的建议是由奕,桂良、文祥等人提出的。1861年1月13日,奕,桂良、文祥等上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     

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唐代缘边政府的涉外行政事务管理权能

唐代的边境地方管理机构主要由作为地方行政系统的道、州、县等；作为军事与边防系统的道与军、镇、戍、关等；作为边境镇抚系统的都护等；以及其他有关的使职和中央派出机构等四个系统所组成。缘边的地方外交管理就是由这四个系统分别负责、协同进行的。其中以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管理权能最为突出，唐朝中央政府赋予其广泛的、重要的对外权力，诸如外交使节之迎送、对外交涉之办理以及各种涉外事务之管理等，从而使其成为唐政府的外交门户，为唐代外交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唐会要》卷６８《刺史上》载，唐太宗曾说：“前代帝王，称…     

平衡于两国之间的自我角色：赫德与中英缅甸事务

1885年10月英国侵占缅甸,中英就缅甸事务展开交涉。在此过程中,赫德先后通过意图获取谈判权、提供解决建议以及对方法进行完善等步骤对交涉进行私人承包,赫德的举措一方面为了维护其在华海关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其在英国政府眼中的能人形象。     

《里斯本草约》与清政府的对葡交涉

中法战争的炮声刚刚沉寂,1887年,有关澳门地位的谈判就在里斯本拉开了帷幕。3个月后,一个新的不平等草约产生了,这就是《中葡里斯本草约》。尽管这是个草约,但签署的前后过程,却表露了清政府在没有炮舰威逼时,对外交涉事务的艰窘处境,揭示了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采取联合外交的一些内幕,也反映了葡萄牙攫取澳门主权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革新与图治: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1865—1869)

在晚清政府思变求新的趋势下,徐继畬由于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通达了解而得以入职总理衙门.然囿于总理衙门的行政管理方式,徐继畬起初作为总理衙门大臣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早期系统地介绍国外史地知识的权威著作<瀛寰志略>却因其地位的改善而价值突显.徐继畬在同文馆进行的系列改革,虽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遭受失败,但这些努力却奠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因此,徐继畬作为晚清士人思变求新努力的一个缩影,在近世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从临安开广道的设立看云南的近代外交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开埠通商,外事日繁。为此云贵总督岑毓英特申请在蒙自设立临安开广道,管辖与越南接壤的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负责中外通商事务,兼任中法交涉对汛督办,负责办理中越边界商务、界务、会巡捕务及华洋诉讼。从临安开广道的设立和职责及其对外交涉中可见,云南的近代外交是在封建体制内部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开始艰难起步的。     

1868—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谈判评述

18 68— 1 869年的中英修约交涉活动 ,双方通过相对对等的谈判订立了“有予有求”的《中英新修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最终没有被英国政府批准 ,但此次活动仍不失为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尤其为准备修约交涉而遣使出国的举措 ,更进一步促动了中国外交意识的觉醒及与国际社会外交接轨步伐的加快     

“间岛”交涉与清政府外交形象的转变

1907—1909年的中日“间岛”交涉是清末围绕领土主权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外交上的有利时机,于1907年8月以中朝界务问题为由提出“间岛”问题。“间岛”初指吉林光霁峪前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日本歪曲“间岛”真相,将其扩大为涉及延边广大地区的领土纠纷。日本提出“间岛”问题时,即已派兵越境侵占借以配合其外交讹诈。清政府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交涉,驳斥日方在界务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说,论证图们江为中朝边界。交涉后期,日方调整外交策略,以“间岛”问题、新法铁路、大石桥营…     

1941-1945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努力的历史透视

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民政府多次对英交涉却最终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国家力量和外交意志在维护主权中的作用。由于国力不振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致使国民政府在外交中表现了极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造成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