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以琅琊王氏为例

六朝世族实际上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居于六朝世族之首的琅琊王氏作为最特殊的家族之一,其家族的一切活动始终离不开政治这一主线,对政治更具有超常的依赖性。因此,从微观角度认真探讨琅琊王氏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对于深入开展六朝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会盟礼考

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重要的礼仪 ,它对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调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频繁发生的会盟 ,也成为春秋时期邦交中特有的现象。文章试图通过对春秋时期邦交领域中会盟礼的由来、会盟的目的和类型 ,以及其发展的趋势 ,做一粗浅的探索 ,以图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揭秘民国三大望族：国民党四大家族不在其列

骊姬是春秋时期位于山西的晋国国王晋献公的王妃。她利用自己的美貌取得晋献公的宠爱，为了她的儿子奚齐能够接替王位，千方百计地残酷迫害晋献公的另外三个儿子，导致太子申生自杀，公子夷吾、重耳逃亡，从而使晋国后来的整整五代人都陷入内乱之中。     

论春秋时期的车战

车战是春秋时期的主要战争手段,除南方水道纵横的楚国。吴国时有水战之外,中原诸国基本以战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当时人们习惯以一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国家武装力量强弱的标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在这里,楚灵王就是以数量众多的战车来炫耀自己武装力量的。就连持重老练的晋国政治家叔向也被晋国四千乘强大的兵车阵容所陶醉,居然狂妄地宣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可以想见,春秋时期的人们对战车和车…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

万历援朝战争是16世纪末关乎东亚政治格局和明朝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但从参战伊始,日渐恶化的政治风气即渗透到将帅选拔等环节中。战争开始后,内阁与吏部之间围绕京察展开的党争,朝野关于速战还是封贡的争论,南兵与北将之间的矛盾以及朝鲜政府在后勤保障方面的不作为都给前线将士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并深刻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以赞画身份参战的名士袁黄虽然努力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力保战事顺利进行,却因学术思想上的分歧,无法摆脱的派系斗争,最终在立下殊勋之际黯然离任,成为内部纷争严重干扰战争进程的鲜活例证。     

论春秋时期的大都耦国

大都耦国贯穿春秋史的始终,是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焦点,也是社会变迁的集中体现。大都耦国是宗法分封制、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改革和家族兼并的必然结果。晋国和鲁国的大都耦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晋所以兴,鲁所以衰,是由于晋远离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区,改革阻力小,率先打破血缘关系纽带,成为边缘崛起的典型。鲁是传统周礼的代表,历史包袱沉重,不能改革创新,遂积弱不振。     

试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 ,具有各种动力因素间相互交织和更替的规律性特点。当前社会民主意识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 ,给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也指明了具体的发展方向。     

日本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分析

日本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意支持之间呈现较强的关联性。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意支持率上升"的良性循环,到"政治不稳—经济停滞—民意支持率下降"的恶性循环,构成1955年至今日本政治、经济和民意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强政府引领民意,首相在位时间长,能够提出对日本长远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政治理念和发展纲领,在位期间经济实现快速或稳定增长,国民支持率上升。弱政府迎合民意,首相在位时间短,一般只能提出具有短期效应的政策和发展计划,在位期间经济停滞不前,国民支持率下跌。     

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

与迫于强敌军事压力亟于用将的客观形势相适应,"举将帅"在南宋趋向于制度化,中央侍从、两省、台谏以上的文臣与三衙管军等武臣,地方路、州两级的长官与总领所的总领、都统司的都统制,都有定期和不定期向朝廷举荐"将帅"的权力和义务。文武高官"举将帅"的主要对象,是三衙和江上、四川诸军都统司现任或曾任的统制、统领官。三衙管军等南宋高级武将在制度上还可以"举自代"。"举将帅"是南宋选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要受制于君主和相权。     

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

科尔沁蒙古是明朝末年游牧于东北西北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政权,改变了其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为后金统一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的归附,既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又扩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和满族的形成。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论汉晋招隐诗的两次复变及文化动因

招隐题材自西汉至西晋经历了两次变异 ,即从招还隐士到寻访隐士再到追求适性之隐而招还山林之隐的复变。从汉晋两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文人心理视点 ,探讨《招隐》诗起伏衰长的深刻动因 ,可以把握中国古代隐逸的历史走向。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怀古咏史词创作流变述论

宋代咏史词成为与咏史诗分庭抗礼的一种体裁。范仲淹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先声,苏轼、王安石雄居于前,柳永用慢词写怀古题材,贺铸、周邦彦为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画上了句号。辛弃疾把怀古咏史词推到高峰,金陵怀古、赤壁怀古、京口怀古是南宋怀古词之大宗。金代的怀古咏史的巨擘为元好问。元代以写怀古词而著名的作家前数白朴,后推萨都剌。明代杨慎、吴易、夏完淳咏史词抒发对故国的沉重咏叹。清朝吴伟业、陈维崧、曹贞吉、纳兰性德等人的创作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金代社会的藏书风尚

文章从皇家藏书、学校藏书、寺院藏书、道观藏书、私家藏书等五个方面考察了金代藏书状况及其意义,金代藏书活动广泛而又持久,既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相关,又与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这表明了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