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农业政策思想新悟

邓小平农业政策的基本思想是要充分认识农业的首要地位,全面规划,粮食首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要坚持集体经济是制定农业政策的基本方向;农村政策的核心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果、增加农民收入;要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的制定,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邓小平农业政策思想,对于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促进农村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研究

农村政策是保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农民富裕的根本措施。现阶段,我国农村政策总是难以有效执行,原因在于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政策的执行主体、政策的目标群体、政策的执行环境这四个方面,理论界应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此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关于民族地区农村政策冲突的探讨

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中央和地方农村政策的支持,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支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但由于政策制定的背景条件、制定的主体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变化,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这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权威性,也给政策的顺利执行带来了困难。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当前民族地区农村政策冲突的形式、冲突的原因、冲突调适的政策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

农业、农民的载体是农村,将解决“三农”问题统一到新农村建设上来,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建设农村”。就是要把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纳入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以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通过一系列统一性、综合性政策的落实,破解“三农”难题。     

新农村建设应以农村为本位——基于湖北洪湖和荆门乡村建设试验的总结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在此之前,国家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学界常说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实践证明,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和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要将9亿农民在短时间内从农村顺利转移出去,并不现实,这一政策导向反而带来了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     

遵循客观规律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攻坚性问题,妥善解决好“三农”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进程。“农村贫困严重、农民地位低下、农业潜藏危机”是“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农业政策制定中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了中国农村传统小农经济的现实;只有正视中国农村小农经济的现实,遵循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快制度与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解放农村生产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消除“歧视农民、掠夺农业、侵占农村”的现象,中国短期和长期农村政策必须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个中心来进行,才能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民“怕政策变”的社会心理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长期以来,许多同志只是单方面考虑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硬件因素,而对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层的社会心理因素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这是极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的。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参与研究

扩大农民参与是保证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顺利实施的战略选择,有利于维护农民群体利益、促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价值互动以及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我国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政治参与一直处于势状态,扩大农民参与应从构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意愿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以及组织参与机制入手.     

基于我国农村消费激励政策的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农村消费的真实周期模型,以价格补贴政策为背景,从我国农村消费激励政策角度出发,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对未来的预期因素、农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结构不合理,政府对消费补贴政策实施效率的不合理估计等问题的存在,是导致农村消费激励政策无效率进而长期制约我国农民消费力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提升。提升的表现是：政策指导思想体现“育人为本”;政策价值原则更加“注重公平”;以“人民满意”为政策目标;政策利益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内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更加体现“公益性”。提升的缘由是：农村教育政策外在环境的道德诉求;政策合法性内在地要求政策树立道德权威;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伦理转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深化：重庆例证

如何解决好现阶段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社会公共服务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的一个重要课题。重庆市作为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的实践者与领跑者,已经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无限大的情势正悄然改变之际,利用好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对于重庆市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从建国后社会阶层结构两次变迁透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建国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两次变迁,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变革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作为生产力能动要素的社会成员在相应政策和体制改革中优化重组的结果。而这个原因正是探寻我国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和谐新农村的环境法制建设

在建设新农村日益成为社会焦点的今天,农村和农民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交错复杂的农村社会现象背后,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却常常在各种制度环境和政策背景下被遮蔽或淡化。农村环境问题已经触目惊心,数亿农村人口生存环境恶化,健康受到危害,且纠纷频发,成为社会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因素,成了建设和谐新农村的一大障碍。基于对现行环境法制度在农村的适用性的深思,本文用和谐社会的理念对现行农村环境法制进行了一番审视,并对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期望对构建和谐新农村有所裨益。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本文结合实践,对基层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和农户之间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的结论。并就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必须符合中国农村的现实。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自然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依赖性很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农民素质低下而过剩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学术界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础上 ,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 ,积极探索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可贵成果。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 ,其思想认识也曾出现过偏差和失误。毛泽东的探索 ,为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允许部分先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大政策”,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     

论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和范围变化

社会产品按照其不同的消费方式 ,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大类。过去2 0年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在私人产品展开 ,并且基本上为之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当前 ,公共产品领域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倍受人们关注的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运输等垄断行业产品都属于准公共品范畴。因此 ,分析界定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和范围变化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而且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     

邓小平的民主思维框架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邓小平民主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治发展理论。邓小平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独到的思想底蕴 ,他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所开启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框架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