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跨文化传播观念的重构

新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实践需求催生新的指导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重构跨文化传播观念提供了崭新视域。笔者曾提出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一跨文化传播模式应与时偕行,以重要论述为契机补充新的时代内涵。作为这一模式的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应成为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在当下主权国家时代投身世界跨文化传播潮流的唯一合理文化身份。“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这一模式的终极指向与全人类跨文化传播的未来理想图景。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事业应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中把握平衡,遵循“两步走”的步骤稳步实现理想。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一个基于文化之双层结构视域的考察

我们可以将思维方式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一种文化之象征性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或核心构架,后者则指基于这种基本或核心构架而敷设的象征性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具体方式。文化即为思维活动的创造物,两个层面的思维方式分别对应于理想性文化与现实性文化。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必定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方式层面则有可能不发生变化且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用性文化的改变虽必不可免,但国人有可能在理想性文化层面保留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不必追随西方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本源性思维方式与终极文化理想的不变与实用性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巨变,不可避免地要在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的两个层面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和紧张,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消除这种紧张、龃龉,正是今天国人必须直面的现实和必须自觉承担的文化创造任务。这一工作不可能是各种元素之间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必然是一种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这种重构的实质就是在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及文化理想与新的现实生活以及与之匹配的实用性思维方式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搭挂关系。     

卷首语

中国当下正处在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旧的社会范型瓦解而新的社会范型生成以及瓦解与生成之间的某些失范与无序。这或许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历史大变局。这意味着社会的新的整合，置身其中的集团群体个人的利益、权力、地位不得不重新调整、分配和确立。这更意味着新的挑战、新的竞争、新的机遇、新的选择以及种种新的可能性。而这一过程在一些人看来却又是一个“价值真空”和“秩序真空”的地带。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一番景象：“不按牌理出牌”成为许多人的“理性自觉”和实践抉择。一些人潇洒地抖落了身上的种种社…     

新世纪中国身份与文化输出

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淹没。“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就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发现”的主体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发现”的内容是经历了近现代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中仍然具有活力的精华 ;文化输出就是要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 ,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东方声音” ,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总体性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文化与人的社会化的关系探究

一人脱离母体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仅意味着一个自然个体人的诞生。呈现在他眼前的，将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人化意义世界──社会世界。要走向这一世界，逐渐融入这一世界并真正自觉地创造这一世界，还需要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去跋涉。“社会化”便是将一个自然人转化成一个能适应一定的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并履行一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管是出身豪门贵族还是清贫之家，谁都无法逃避这一过程。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个人社会化的研究已明确地形成了三种角度，即：文化的角度、个性发展…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现代性语境下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科技与理性、超越与进步,但也必须意识到“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包含了內在张力和矛盾的悖论式概念。本文之所以将“现代性”视野引入河北人文精神的探讨,就是要将河北的地域性问题,在整个中国和世界范围的文化构架中重新提出。通过对“现代性”这一全球性境遇的深入解析,通过探究其合理性和內在弊端,来探讨我们当下人文精神的构建应该确立怎样的价值依持、彰显怎样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