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组织基础再造——以律师事务所为例

单位体制变迁以及市场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再造城市社会的组织基础已成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议题之一.律师职业群体的从业方式和组织形态经历了从旧体制脱嵌到新组织再造的嬗变,律师事务所这样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一方面延续了单位组织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组织特征.这样一种国家权力与市场利益逻辑交织之下的组织形态,构成了转型期社会秩序重建的单元和基础.     

乡村治理视野下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职能转型研究——以青海同仁市S乡为例

青海农牧区具有独特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社会结构,并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适应性、自调型和转换性的特点。以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调查,探讨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实施后青海农牧区社会结构及传统社会组织职能变迁,探析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从传统文化和民间组织中吸取社会力量,推进长老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在观念、资历、职能和管理等方面转型,实现乡村治理的国家与民间双向协作。     

制度理论视角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场域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电信运营业为例

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来研究组织场域的问题,是国际上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从制度合法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电信运营业组织场域相关者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同电信企业的制度情境和采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分析。从而,以电信行业为研究对象,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问题,揭示了组织场域和制度因素怎样共同演化,并提出了一个整合模型。     

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启迪——以海利集团为例

海利集团所走过的历程,在于审时度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大力实施企业转型升级战略,走出做大做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其主要启迪有:选择在未来市场有巨大需求潜力的产品,原先传统生产方式下分散的优秀管理经验和方式,纳入到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之中,把员工队伍打造成一支具有强大的学习力、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团队。     

政治学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组织考察——以吴湾村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是新时期社会、政府和农户需求的产物,其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在于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农户政治参与的水平高低。实践表明,制度建设的跟进对农合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保障功效。出于利益政治中的合作组织,政府决策的先进与否对其具有强大的制度支撑功效,而基层政权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与贯彻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其发展创新。     

论新农合制度的转型与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以广东为例的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虽部分解决了农民的就医困难,缓解了因病致贫问题,但从其运行状况、农民获得的医疗保障水平、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都表明,新农合这项准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还不能满足农民医疗保障的需要,应该继续深化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并进一步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转型,加快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配套改革。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及制度创新——以河南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符合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需要,而且可以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但是,这一制度安排本身缺乏积极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要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体制创新,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之上引入股份制,使合作组织的投资者与服务对象真正合而为一,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司和农户增加资产专用性投资,稳定契约,减少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土地管理的制度化和绩效——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为视角

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无论从制度成型化、制度认同和执行情况,还是从管理结果来看,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尚未达到高度制度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结构下针对土地管理正式制度采取的各种高度同形化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是影响土地管理制度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非正式运作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尚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外部利润的变化,没有建立各相关方合理的利益实现和调节机制。因此,若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治理过程和效果的组织性非正式制度及其根源,并完善体制机制,作出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福利追求与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为例

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人性动态演化特征的经济行为决定模型,说明社会经济转型目标是阶段性的.须根据追求福利过程中需要的演化路径,不断调整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环境改造目标和制度结构改革目标.通过选择与人性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制度结构,才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回顾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转型新问题认为,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方可完成当前三重转型的经济转型任务.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从康有为看中国近代历史观的转向

在近代中国,首先把进化论思想引入历史观领域的思想家,当属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率先把"进化"、"发展"等新观念引入历史观中,突破了循环论的旧思路,提出"三世进化"说,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依据进化史观,他描绘的"大同"理想蓝图,不再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唤醒国人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奋斗。     

从科层制到虚拟柔性组织--中国新闻传媒组织变革的新思路

在我国,新闻传媒集团已组建了40多家,但基本上都是运用行政手段组建起来的事业性媒介集团,并无一例外地采用类似的组织架构进行运作.传媒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发展,对新闻传媒集团组织结构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受众越来越追求传播的定制化;编播内容的非标准化.从而出现定制化的专业化频道、灵捷制造和柔性组织等新形式.这正是新闻传媒在组织结构的重塑、转型和变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竞争态势.我国主流媒体组织架构的多元化设计正逐步尝试并实施虚拟、柔性化的组织结构新样式.其未来特征应该也必定是分工、竞合、联盟、快速反应、与团队学习.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有组织行动研究——以K市国企MBO为例

产权泛指财产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它是个人或组织借以谋取合法收益的一种社会性制度约束.中国30年国企产权改革,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鼓励地方中小国企以产权出让等多种方式放开搞活,但在随后的多年实践中却出现不少偏差:各地推行国企限期出售,不再局限于中小国企,还常出现地板价交易,人为导致大量的不当套利活动,不仅造成产权制度虚置、国资流失,更使民众基本利益遭忽视,日益呈现民众集体失语状态.本文试图再现其中可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变迁上的意涵,即从"单位本位"向"网络关系本位"而非纯粹向"个体本位"过渡的局部性特征,这为我国结构转型带来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实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是世界各国面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共同问题.由于资源、文化条件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路径都不尽相同.本文以苏州市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观察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过程,分析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实现转型的路径和策略.     

空港经济发展与南京城市转型

空港经济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越来多的城市重视空港经济的发展。基于DEA模型对全国11个城市的空港经济效益和竞争力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南京的空港经济发展的绩效DEA指数排在11个城市中的第8位,空港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结合南京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构建南京空港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突出空港经济的知识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     

“理性选择”视野下的决策过程研究:基于一个“镇改街道”的个案

对“镇改街道”原因的解释集中在镇级行政体制改革、化解城乡二元社会矛盾两个视角,但是,缺乏从镇级领导人微观行动的视角来解释具体的决策过程.基于广东省一个经济发达镇的个案研究,对其两镇合并、村改居、镇改街道的三个阶段做了细致分析.研究发现,“镇改街道”有利于镇级领导人的收益最大化和受损最小化,他们的理性行动推动了这一决策过程.     

全媒体格局下城市广电媒体的战略转型研究

本文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新视野审视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广播电视媒体的生存环境,提出了全媒体格局下城市广电媒体实施战略转型的新思路:在喉舌功能上,从新闻宣传阵地向适应新型传播格局的舆论引导阵地转型;在制播模式上,从以自制自播为主向适应多媒体播出需求的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转型;在媒体合作上,从以公益性为主向公益性与产业性并举转型;在内部管理上,从传统的事业体制向适应事业与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传媒管理体制转型.     

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