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朝五台山路线研究

自唐以降至宋朝,五台山佛教文化繁荣发展,随之而起的朝台活动进一步传播了五台山佛教文化.朝台路线分别由东路镇州、南路太原、北路幽州、西路宁夏府路灵州四条路线去往五台山.分析成寻巡礼五台山的路线情况及入宋的原因,成寻的巡礼为五台山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中国古代文人的弥勒信仰研究

弥勒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弥勒信仰中包含着深厚的"人间净土"情怀。中国弥勒信仰中体现的大度、忍耐、逍遥,将入世与出世完美统一的精神,对于在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弥勒信仰较之其他的佛菩萨信仰———如弥陀净土信仰、观音信仰、文殊信仰等,显得更为复杂,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讳言弥勒信仰的状况。从古代文人与弥勒信仰之间的关系角度入手,对弥勒信仰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轨迹作视角比较独特的考察,可以揭示中国佛教弥勒信仰的某些独特内涵,为当代佛教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     

略论西夏的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对西夏佛教影响较为强烈，从现存绘画、佛经和发愿文看，不论僧人，还是俗人，祈求净土已成为普遍信仰。西夏人在净土信仰中重视随“他力”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和弥勒佛的兜率天净土。     

竺法护与中国文殊信仰的初传

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竺法护所译佛经不仅部类多,而且数量大,其中,文殊类经典占了相当一部 分,结合相关资料统计,译数仅次于唐不空三藏。相关经典对文殊形象、文殊智慧、文殊法力等极力渲染,文殊 信仰由此得到极大宣扬。同时,作为竺法护译经团体中成员,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相关译介是竺法护所译文 殊类经典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延伸。而竺法护对《维摩诘经》的重译以及对此重译本的删减也体现出他对文 殊智慧的推崇。竺法护的译介很大地促进了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奠定了文殊信仰在中土发展的基础。     

奝然来华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奝然是北宋时期第一位来华的日本僧人,他对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来华前,奝然所在寺庙虽与五台山有着较深的渊源,但奝然却经历了一个从并未将志向定位为五台山到志在五台山的过程;来华期间,在五台山的朝礼给了他心灵的冲击,终于使其下定决心建立日本五台山;回国后,奝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由他的弟子建立了日本的五台山.文章通过对裔然来华前、来华期间、回国后的考察来分析奝然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日本传播的影响.     

试论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交融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其实,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不但古来弥陀信仰者亦可兼修弥勒净土,而且弥陀类经典也包含了弥勒净土因素;无论是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还是李唐伊始的白莲净土信仰,都有弥勒上生或下生的痕迹;元代正统白莲净土信仰中的弥勒信仰,主要是往生弥勒净土,而宋末以来的民间白莲净土信仰,则逐渐将弥勒下生信仰取代了弥勒上生甚至于弥陀净土信仰,以之作为民族斗争的工具;元代传统的白莲净土信仰,与当时中国化、民间化的布袋信仰,彼此也是共存的。     

论西方净土信仰氛围中的唐人游寺诗

唐代弥陀净土信仰兴盛,净土寺院较多。唐人多崇尚游宿寺院,寺院中由壁画、石像、净土师、净土院等共同构成的净土环境往往会影响其创作。在弥陀净土信仰的氛围下,唐人游寺诗创作显示出比较独特的净土审美。     

入唐僧圆珍： 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

圆珍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关于圆珍的入唐理由，学界存在各种说法，既有教团对立说，亦有刺激说，还有教学疑问消除说。以上诸说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疑问消除说，由于圆珍的求法行历中有益于消除疑问的密教受学活动时间只是其在唐总滞留时间的五分之一，因此也不能断定教学疑问消除说是正确的。圆珍在入唐前似已掌握中国佛教的状况，在不同地点实现不同的求法目的，即在天台山，是止观业的修行和遗迹巡礼；在长安的诸寺院，是遮那业的修行。圆珍返回日本后于日本贞观十年（868）六月成为天台座主，其后通过唐商人仍继续与中国僧人保持交流。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原因初探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统治的影响,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鼓山受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南方著名的丛林,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台湾佛教界一直保持与福州鼓山的信息沟通,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互动频繁,清朝规定台湾僧侣必须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影响深远,台湾佛教界长期没有传戎的能力,台湾佛教界的僧人只有在福州鼓山受戒后才有发展空间.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甄别爬梳。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相关人事无人问津,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