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与“他律”之辨——“公共性”作为信息设计的伦理意向

设计其本质即是一种价值判断主导的形态转化过程。在这个创造力实践中,人的内在伦理意向在设计中被物化,并呈现于功能意义的产品。信息设计范畴的“公共性”其实是设计在人的“生理尺度”、“心理尺度”之外的一种道德“律”,也正是这个道德“律”的存在,信息设计才能成为负载社会价值的实践。客观上达成信息设计伦理意向的“应然”,有两条实际进路：一是“自律”之外的行为限定,二是“他律”之外的责任反思。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最终指向都是“人”。在这里“人”是社会意义的符合体,并与真实世界的生活境域紧密关联。     

学术腐败的三律制约:自律·他律·法律

遏制学术腐败,已经不能仅仅从“科学道德自律”和“学术规范他律”等层面来约束了,而是要通过“三管齐下”的 “自律——他律——法律”制约;在实行“自律”和“他律”的同时,对学术腐败者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制约也是势在必行。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     

在“望闻问切”中找准“拒腐防变守纪律”

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的新要求．感悟颇深。尽管上级对反腐倡廉教育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但“拒腐防变守纪律”这个主题内容始终不会变。实际工作中，如何让“拒腐防变守纪律”变成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鼓楼区从社区调研的“望、问、闻、切”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力推自律与他律，拒腐更防变“四清旋律”，力求把严肃的主题教育搞活做深。     

高校科研诚信的“他律”与“自律”机制研究

科研诚信的自律与他律失灵是高校科研诚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高校科研不端行为的控制在于他律机制和自律机制的有机结合,科研诚信体系的建设要以自律和他律为基点,从"自律"和"他律"两方面建立道德教育和制度约束并举的科研诚信"教-管-监-惩"体系。通过"他律"机制实现对科研诚信的他教和外控,通过"自律"机制实现对科研诚信的自教和内控,由此形成高校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     

要自律、更要他律

天津市纪委书记刘峰岩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自律、更要他律“要自律，更要他律。要通过集中力量重点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热点问题，举一反三，关口前移，建章立制，强化监督，为领导干部架起廉政‘高压线’。”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峰岩介绍了天津市抓领导干部廉洁自...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哈特“内在观点”的康德伦理学之维

哈特对法律规则关注的视角从“坏人观点”转向“内在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诠释学转向，从而完成了法学领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内在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自律”，持“内在观点”的人对待法律是“出于义务”；“坏人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他律”，持“坏人观点”的人对待法律可能“合乎义务”，但非“出自义务”。“内在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定言命令”，而“坏人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假言命令”。     

发展文艺美学

文艺和审美乃是一种交叉关系 ,文艺美学就是和美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不同于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和文艺理论 ,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和问题。简言之 ,它主要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和创美规律。文艺的创美要受“自律”和“他律”相互作用的“合律”所支配。面对急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对文艺的冲击 ,文艺美学更应在自律和他律相互作用的张力关系中探索其艺术的特性和规律 ,回答当下现实的艺术实践中提出来的时代课题     

以民制权：权力制约的现实选择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制止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但制约仅靠党和政府的“自律”是不够的,必须“自律”和“他律”的相互结合。即还要依靠民间力量以民制权,这也是缓解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人民参与热情提高带来的参与压力的很好的办法。     

论主体性德育对传统德育的超越

主体性德育是对传统德育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从“工具性”转向“主体性”,在德育目标上从培养“圣人”转向“平民”,在德育过程上从“他律”转向“自律,在德育方法上从“理性方法”转向“理性方法和非理性方法的统一”。     

信誉风险下的厂商行为博弈

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买卖是种契约关系。信誉机制下“自律”起作用 ,契约可自动实施。但信息的不对称 ,给厂商带来了通过破坏契约获取劣质竞争优势的机会 ,出于机会主义 ,厂商往往有动机为之。但另一方面 ,厂商也不得不考虑其欺骗性行为被消费者与监管部门识破的概率及其所冒的信誉风险可能带来的机会成本。通过构建厂商与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 ,分析厂商的行动 ,说明市场机制的完善与健全需要“自律”和“他律”相辅相承来完成。     

论同律

他律和自律是个体道德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他律到自律之间,有着一大段距离,应该有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在个体道德形成和发展的逻辑链条上,还存在一个环节,笔者认为这就是同律。自律使他律成为可能,同律使他律和自律成为现实,它们三者共同作用于个体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的道德面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调查研究

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水平是成都市适应加入WTO要求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的关键。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总体是好的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抓好“自律”与“他律”环节 ,搞好制度与法规建设 ,建立合理的高薪养廉制度 ,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是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恰恰相反 ,思想政治工作内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 ,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在内容上应具有生动性、感染性和说服性 ;在手段上要具有开放性 ;在形式上要具有隐蔽性 ;在方式方法上要有针对性和预见性 ;在目标上应追求多样性 ,在思想塑造上要争取“他为”变“自为”,“他律”变“自律”     

“律”字新释

“法律”两字的造字本义,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基础知识。关于这一问题,自来考释“法”字者多,而探究“律”字者少。当前举国重视法制,学习法律之风甚盛,兹不揣谫陋,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对“律”字古义作一新释。(一) 自来释“律”义者,经常引用的训诂,最早的即《尔雅·释诂》:“律,常也,法也”;同上《释言》“律,铨也”,郭注:律“所以铨量轻重”。但是律字为什么会有这些涵义呢?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律本指律管,截竹而成,十二个长短不同的律管可以吹出不同音高以定调,因而律字引申也指音律,后来便演化成法律之律。此说缺乏根据,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吹律定音说出现颇晚,大约在战国时期。在这     

论“同一多异律”──“同一律”及“一同二异律”的现代发展问题之我见

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是人们进行正常逻辑思维的十分重要的基本规范，在认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但其躲开矛盾，回避万事万物有异、是异、多异的僵死空洞教条方法，在历史上害处甚多，更不相应今日科技水平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黑格尔辩证逻辑以“一同二异律”弥补了“同一律”在“异”上的缺陷，但其只重矛盾、对立，忽视事物现象的多元多极多异及协同平衡。“同一多异律”从“逻辑是发展的”出发，改善发展了前两律，立一新律以应时代之需。     

20世纪30年代初胡秋原的庸俗社会学批判

庸俗社会学的木质，在于无视艺术规律，取消中间环节，把文艺这一精神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直接关联，从而对文艺的性质、功能作出简单性规定和强制性要求。胡秋原是中国文论界从学理的层面．对庸俗社会学作出深入剖析的第一人。其理论资源，来自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论”。他对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图式化”弊端之批评，亦发时人所未见。其地球“自转”与“公转”之喻，表明了他对文学“自律”与“他律”关系的洞见与把握，并给后人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