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的共生——基于Logistic生长方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生态学种群Logistic生长方程的视角,假设共生作用和环境作用对种群环境容量存在非线性影响,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模型,探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种群共生的特征与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供给,而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资源、能源、环保和产品市场的硬约束。     

中国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演化模型实证研究

本文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研究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基于生态学种群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对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阶段进行划分并给出具体特征表现,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动态演化过程可由分段Logistic曲线叠加进行描述,建立最大环境容量模型,对中国1983-2007年的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处于成长期,二者之间互动发展属于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生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     

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及我国的发展对策研究

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全球迅速崛起。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对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主要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和重点进行了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特点及作用分析

文章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及特点,然后分析生产性服务业时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加快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与融合,提升产业关联度,支持行业协会发展,培养后备力量的角度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江苏省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这7个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有其内生的产业共生关系,它们相互依赖,共同繁荣。     

辽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行性和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对辽宁省发展制造业和振兴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入手,通过数据分析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行性和途径。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明晰和识别中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能为不同区域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依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1997年～2006年中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和识别中国转型时期专业化分工、产权结构、效率、工业结构、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专业化程度加深、效率提高、非国有产权比重的增加与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显著正相关,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抑制作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微弱;分工深化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最大,而产权结构改变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大,分工深化和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对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与制造业效率双向影响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制造业的影响日益增强,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统一性,本文通过对2005年至2011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效率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与制造业效率相互产生了正效应;(2)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对整体制造业效率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3)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效率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矫正资本错配吗？——兼论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尝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产业集聚同时纳入资本配置效率分析框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7年中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本错配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自贸区设立在整体上加剧了资本错配。全样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在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而单纯的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强化了自贸区对资本错配的加剧。区分资本错配类型后发现,在资本配置不足情形下,产业集聚在自贸区影响资本错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与全样本情况下一致;而在资本配置过度的情形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均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出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围绕上述问题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为矫正资本错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自贸区改革创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论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发展模式

在现今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发展模式作为新兴起的服务产业发展模式,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具有客观的发展前景。笔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发展进行了阐述,分析并总结了产业聚集发展模式的优势,并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发展的影响因素。     

产业群聚与产业的升级改造——以广东东莞的数码制造业为例

东莞数码产业的现状及其产业的发展路径表明,东莞产业升级与改造主要在于利用已有的国际大型数码制造商以及已建立起的相对完善的数码业的配套优势,发挥吸聚作用进一步促进产业的群聚;对原有企业的升级与改造则可通过产业群聚使群内的国内外先进企业对本地企业产生拉拨效应而实现。     

基于生态学的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种群演化分析

技术创新群是指行业内技术创新主体的集合.分析技术创新种群行为主要是研究行业内技术创新种群量的变化规律,以及行业内不同技术创新种群之间的演化关系.本文应用生态学的种群理论与分析方法,探讨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并进行了实例验证.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研究——基于SBM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分析

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面临重构,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本文考虑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将制造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量纳入产出变量,首先构建SBM模型对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接着对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采用Tobit模型对全国及东中西地区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历年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44,总体处于中低等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显著。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统计期内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规模效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效应分别为0.079、0.123、0.172和0.10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研发投入、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程度均不相同。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能源生态效率,缩小空间差异,总体上应采取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改善国企公司治理等,而各地区应依据综合效率分解结果及各因素影响效应采用相适用的对策。     

基于投入产出非线性优化的制造业完全能耗强度情景分析

当前,环境污染仍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而降低制造业完全能耗强度是减少消耗及污染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投入产出非线性优化理论,以制造业完全能耗强度最小为目标,并以18个行业最终需求为决策变量,构建了一个完全能耗强度非线性优化模型,特引入了进出口系数等约束条件,并基于已有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预测调整模型的相关系数。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三个方案与两个情景,并运用粒子群算法求解模型。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制造业完全能耗强度最小值区间为0.7823-0.9048tce/万元,相比2010年,下降率区间为8.9%-21.31%。在高方案情景2下,可实现制造业完全能耗强度降低20%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应促进中低能耗制造业发展、降低高能耗制造业的完全能耗量、适当提高消费和进口系数并降低投资和出口系数。本文既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科学系统的节能减排政策,也有利于深化能源经济与管理理论。     

衰退产业中的企业战略探析

企业战略与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衰退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衰退产业中的企业战略却很少受到关注.为了摆脱衰退困境,企业必须重视战略创新.首先企业应当识别衰退,树立产业危机感;其次,要认识到以产业转型为核心的战略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然后再根据企业的特点选择合理的战略创新模式.     

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纵向分析法对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首先,用历史数据对我国纺织业竞争力在过去的数量表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该产业已经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这主要是出口量增加的结果,在产品质的提升上发展相对缓慢;接着从供需两方面对产业的未来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具备良好的发展该产业的基础和潜力,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结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纺织业将会继续走以量取胜的老路,这种套路在未来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我国纺织业应从产业整体素质上下功夫,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资产证券化与银行业的重新定位

本文首先概述了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框架,然后剖析了资产证券化,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和银行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银行职能的转变:银行的部分“信用中介”职能被证券化特设交易载体(SPV)所代替,同时银行增加了新的“服务中介”职能。随后,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为什么SPV能够代替银行成为“信用中介”,这是因为SPV具备与银行相媲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风险处理机制。最后,我们回顾了发达国家银行业近20多年来业务转型和重新定位的趋势,并分析了这种趋势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从职能上讲,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在减弱而“服务中介”职能在加强,从业务构成上讲,表外业务正在取代存贷款业务成为银行的核心业务,这代表了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处在“入世”过渡期内的中国银行业需要深刻理解这种转变的趋势,进行重新定位。     

Industry Implications of Value Cre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s*

Managers face a critical task in making firm investment decisions that are targeted toward creating and appropriating value. As managers weigh their resource investment decisions, we argue that these investment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growth and volatility of the firm's industry. With data covering 377 industries across 16 years, we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for aggregate firm investments on the growth and volatility of industry profit and sales. Results reveal important,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vestment in value creation and appropriation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